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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及其现实考量 　　 摘 要：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视角，利益表达主体、客体和内容都是影响政治系统输出的关键因素。当前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内容明确与表达的分散化和非系统化、权利利益意识觉醒与利益表达能力欠缺的矛盾，以及宪政意义上开放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实践中低下政治效能之间的反差，导致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的缺失。因而，除了当前理论与实践极为关注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完善之外，还需要从更为系统整体的角度提升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性程度。 　　 关键词：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政治系统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007-0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整合各方面力量，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在这些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断完善通畅的同时，基于政治系统理论，从利益表达主体、客体与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宏观视角关注既定政治体系的实际效能，从更为系统、综合的方面提高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性，这是及时疏导化解社会矛盾、有效应对频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的的必然要求。 　　 一、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性 　　 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各个领域体制改革的纵向深入等形成了一个高度自由、多元化的社会，直接带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构，同时客观上造就了在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获取利益的机会和能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极化趋势的强势和弱势群体。“20世纪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形成了一个主要由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构成并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社会。”[1]他们逐渐沦为社会资源分配的旁观者，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多重地位上的权威与资源关系都处于相对剥夺??甚至是如达伦多夫所言的绝对剥夺状态。弱势群体的制度化利益表达即为弱势群体在现存制度框架内，通过政治体系所认可的渠道和方式，向国家公权力主体合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力图得到其关注和维护的动态过程，这是宪政所确认的基本权利，是政治体系不断建构完善的价值目标，因而也是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理性选择。“一个社会要成为一个共同体，那么每个群体都应通过政治制度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种政治制度可以调节、限制、疏导这种权利，以便使一种社会势力的统治与许多其他社会势力的共同体和谐共存。”[2]从政治系统的视角而言，这显然也是政治过程的逻辑起点。 　　 结合贝塔朗菲“系统就是一系列处于互动之中的要素”的经典定义，政治系统被视为社会系统中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有关的一系列互动行为，它通过决策管理行为及其权限所及的范围形成自身特有的系统边界，但却并不由此而成为一个封闭静态的系统。相反，它是一个“受环境包围并暴露于环境之中”、始终与内外环境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以实现良性互动的开放体系，在不断地输入、输出、反馈、再输入、再输出过程中保持着政治系统本身的生命力。政治系统的功能就在于将环境中输入的支持或要求（利益诉求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转化为公共政策和行动的输出以实现对社会利益和价值的确定和分配，这正是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相比较而言的特别之处。而“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通过一个转换过程变成了权威性政策的输出，这个转换过程可以看作由四个方面的功能构成，即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及政策实施”，“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由此观之，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即为弱势群体运用合法的渠道和方式所表达输入的利益诉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政治体系所吸纳，并能够在作为“输出”内容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行动中得以体现。如果行动者输入利益诉求引起政治系统的高度关注，吸纳其表达内容的核心或主要部分，并体现在政策输出中，即被视为是“有效”，反之则为利益表达的“无效”。 　　 二、政治系统视角下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利用既定的制度化渠道频繁输入各自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也并非所有的利益表达都能得到政治系统及时有效的回应而经由政治过程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输出和行政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受某一事件影响的人没有可利用的方法，也可能由于缺乏能向政府提出请求的组织，或者干脆是由于和其他公共问题相比较，缺乏引起政府注意的竞争力，也可能私人团体或政策制定者都尽力避免确认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