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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话语视角与母亲话语霸权下无权 　　摘要：性别话语视觉下父权社会所赋予母亲的“主内”话语特权，源于维护父系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实则是话语霸权下的无权。母亲的女性性别由男性话语模塑规范而成，充当的仅是男权文化的代言人。女性欲回归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本性，就必须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且离不开男女两性的平等与和谐。 　　关键词：性别；话语；母亲；有权；无权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4-0057-03 　　 　　 性别话语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借助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来分析女性社会性别建构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方法。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性别是社会赋予生理的社会性、符号性意义，生理的差异不影响性别的建构，真正对性别划分起作用的是文化规范。“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1］（P309）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权力由话语组成，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女性主义者由此看到，语言总是男性的，总是以父亲的名义讲话，女性性别是由男性话语建构的。“‘一旦我们存在，我们就注定进入语言中，而语言为向我们说话，把它的规律、一种死亡的规律强加于我们。’这规律、这死亡就是男性话语霸权。”［2］（P160） 　　 “男尊女卑”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两性关系，但“尊母文化”又对有幸成为母亲且符合礼教规范的女性给予了一定的补偿机制，只要为男方家庭生育了传宗接代的子嗣，女子的地位便陡然升高，得以在家庭内部享受“尊母”的待遇，获得“主内”的特权，这种特权的表征之一便是掌控儿女婚姻生死大权的母亲话语霸权。《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原野》中的焦母，《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现实生活中的陆游母亲等，均粗暴干涉子女婚姻，酿成幕幕悲剧甚至惨剧。她们的行为有时近乎疯狂成为名副其实的恶之花，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父亲类威严暴怒的父系???长反倒缺席虚位。透过性别话语权力理论我们看到，“在父权制统治之下，那貌似拥有父权的俄狄浦斯母亲――女性施虐者，其实‘只是父亲的替身，父亲总是潜伏在母亲形象背后’，真正左右着母亲行为的仍然是父权社会的性别权利秩序。” ［3（P106）］中国传统社会那些经由父系性别话语规范模塑的母亲们所拥有的掌控儿女婚姻的话语霸权只是一种表象，实则是话语霸权下的无权，站在前台的她们充当的仅是男权文化的代言人。 　　 一、 母亲话语霸权下的“有权” 　　――暴力慈孝的实践者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确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及“男尊女卑”性别界限，“三从四德”的礼教规范使得女性成为必须服从于男性的附属品。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女性都能以母亲的形象和母亲这一称号所赋予的神圣地位而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母亲身份被认为是父权制度下女性唯一有价值的命运。它通常意味着为丈夫、为国家、为男性的文化权力生育子女从而延续父系传宗接代的血脉，而女性也只能通过成为母亲而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价值, 这也是传统价值体系下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差序格局中，“尊母文化”对有幸成为母亲且符合礼教规范的女性给予了一定的补偿机制。生有子嗣、合符礼教规范的女性一旦成为母亲，就可从“尊母文化”中获得“主内”的权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母文化”是由“孝”衍生出来的。“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在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中，“孝”为“齐家”、“治国”之本，还是衡量“德”的标尺。“孝”包括晚辈对祖（母）父（母）辈的“孝”，除了尊父还有尊母的成分。“尊母文化”赋予了母亲们掌控儿女婚姻、休弃儿媳的至高无上权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母亲们一般对家庭内权力的补偿有着苦尽甘来的欣喜，总是把来之不易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婆婆们所拥有的“休妻”权力是一种话语霸权下的“有权”。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套着无数小家庭的家庭体系，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即是臣，不是夫，即是妇，不是父，即是兄、即是弟，唯独没有‘个人’概念，重整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忽视、抹杀个体的各种需要。在这种封建专制制度下，婚姻被剔除了感情因素，只是家族利益上的一步棋。《世说新语?惑溺》六记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4］（P449）一般受制于封建婚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夫妻只能“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王安丰妻“卿卿我我”后还能“遂恒听之”，也算是传统婚姻文化中的幸运特例了，这与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