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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弃疾《贺新郎》看典故两个艺术效应 　　典故是广泛存在于语言文化层面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说，典故是隐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 　　一种历史化的隐喻。与一般隐喻相比，典故的特点在于对构成隐喻的“彼类事物”和“此类事物”作出限制，即一般隐喻中的“彼类事物”在典故中变成了神话或历史事件，而“此类事物”在典故中变成了当下事件、问题对象；典故的应用也是一种新历史观的展现，它暗示出了历史进程中的不断重复的原型事件，或发出过去时光不再的感叹，并以“历史是否重演”的问题自审；典故的运用使得历史事件的环境、情景、人物关系等悄无声息地蕴含于当下文本，简捷的暗示代替了不必要的详细述说、解释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典故又是对历史的速写。然而，典故最神奇的艺术效应在于它的互文性和中断-延拓效应。下面，我们主要以辛弃疾的《贺新郎》为例简要分析。 　　“互文性”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即是说，任何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本，而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是文学历史传统中的一个环节，其意义取决于它与文学历史传统的关系，对它的阐释和理解也取决于它在这一历史传统中的相应位置。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