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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体制改革访谈 许爱娥：官员腐败是药价虚高总源头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 　　新京报：现在普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您怎么看？ 　　许爱娥：卫生部公布看病贵有6大原因，我认为药价虚高是突出问题，而药价虚高总源头是官员腐败。比如，按照正常程序，一、二类新药审批总费用是4.8万元，批文评审通过至少需要5年。但目前，一些新药批文的速度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批文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我认为，药品主管部门少数官员腐败正是药品价格虚高的总源头。 　　新京报：药品流通环节是不是也会对药价造成影响？ 　　许爱娥：是的。目前，药品流通要经过很多环节，层层加码，最后都会加到病人身上。一种药品从生产到拿到老百姓手里，价格可能会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翻。 　　新京报：国家已多次对药品实行降价，收效如何？ 　　许爱娥：截至目前，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为什么？因为一旦限定价格，厂家就对该药停产，然后老药翻新，做成新药。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产品鉴定体系，制止老药翻新行为；同时严禁行政干预和审批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新京报：如何达到预定目标呢？ 　　许爱娥：我觉得政府可以建立药品集中配送中心，药品从工厂出来后，直接进入配送中心，然后再进入医院，这样不但更透明，也减少了很多环节。 　　新京报：这样能解决医生拿回扣问题吗？ 　　许爱娥：能解决。因为药品一旦挤掉水分，合理定价，就没有多少送回扣的空间了，因为没人愿意亏本。　本报记者蒋彦鑫 　　肖红 　　社区医院短时间难成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药监局副局长 　　新京报：为什么社区医院难以吸引患者就诊？ 　　肖红：社区医院资源有限，受医生数量和素质局限，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新京报：您曾做过武汉市第三医院原副院长，您觉得对医生的监督力度够吗？ 　　肖红：关于医疗费用问题，医院作为医疗的终端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集中点。 　　对医生的监管肯定是要加强的，包括医德、素质等，患者也是医生的监督力量。 　　新京报：但患者的监督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肖红：现在从主管部门到医院领导再到普通医生，层层监管已经很严了。现在有一套厚厚的“医院管理评价体制”，可查病历，查诊断是否准确，用药是否合理等。 　　新京报：一些医院给科室下达经济指标，您怎么看？ 　　肖红：医院给科室分经济指标是绝对不允许的，尤其是公立医院，毕竟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一些医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做，对其他医院就不好多说了。本报记者张剑锋 　　栾文民 　　大医院淘汰设备可配给社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新京报：您认为发展社区卫生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栾文民：关键是社区医院不能再用目前的大医院这样的运行体制，不能政府只是投钱建，实际运行中却让社区医院自负盈亏。这样社区医疗无法发展，更难履行政府要做的公共卫生职能。 　　新京报：这可能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如果政府投入短期内无法到位怎么办？ 　　栾文民：也有节约投入的办法。我想，能不能把二、三级医院使用过，但因为技术更新而淘汰的医疗设备，配置到社区医院去。当然，这些设备必须能保证正常的检查、治疗。本报记者魏铭言 　　陈仲强 　　医生信誉可在网上公布 　　全国政协委员、北医三院院长 　　新京报：卫生部要求大医院要设立助困病房，您怎么看？ 　　陈仲强：我希望尽量执行卫生部的要求。但目前贫困患者太多，如果医院设立助困病房，怎样收费？因此付出的诊疗成本，谁来补偿支付？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医生开“大方”造成患者看病贵？ 　　陈仲强：在国外，医生的信誉是上网的。我想，中国也应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执业医师的信息网。这个网应该由医疗保险部门主导建立，卫生监督等部门配合。医生的处方是否规范，做手术是否出现过医疗事故，这些有关医生信誉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公开。本报记者魏铭言 　　黄峻 　　医药分家难降虚高药价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 　　新京报：卫生部提出要限制大医院扩张，作为江苏最大的医院院长，您如何看待？ 　　黄峻：我不认同。如果大医院不发展，群众看病会更难。很多疑难病症患者需要在大医院，找名医治疗。 　　新京报：近日，南京百余家医院医药分家。您认为医药分家是否降低了虚高药价？ 　　黄峻：这个工作才刚刚启动，还面临很多问题。而且，呼吁医药分开的医院都是南京市的中小医院。大医院都持观望态度。首先，我反对“一刀切”把医药完全分家的做法。在目前的运行机制下，医药分家并不能限制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相反，药房为了自己多卖药，可能也会暗中与医生有利益联系。第二，药房的管理水平也不一样，很难完全保证药品质量。第三，医院药房药师除了拿药，更重要的职责是为患者咨询怎样用药，如果完全医药分家，医院的执业药师难以在短时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