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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2009-05-26 09：45 A.M.五四前15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轫期。主要表现在：新思潮的涌现，构成了新的学术研究的社会需求；在文学研究领域，小说创作的繁荣促进了小说研究的发展；外来思想影响到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传统文学研究依然有名家名作产生；文学史研究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从1900年至1915年，也就是五四前15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轫期。一般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重要标志，而此之前，整个学术研究都在为这种现代转向作各种铺垫。世纪初的15年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夜，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看轻它，因为此期涌现的一批学人真正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学术领域最杰出的人物。他们是2000多年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者，又是新世纪现代学术文化的开创者，其学术地位和文化影响，真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如，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刘师培等，无论从知识构成还是个人的经历看，都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性是前人所无，后人也很难再企及的。从文学研究方面来看，20世纪学术研究中的不少开创性工作，正是从他们手中开始的。如，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以及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从传统的小学之法入手，注重中国文化背景下文学个体的特殊性，辨析中国历史上文学概念的流变，体现出近代以来对文学的新认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及《宋元戏曲史》，吸收了西洋哲学思想和日本学术界的文学史研究成果，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石。其他如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吴梅的戏曲研究、黄人、徐念慈的小说理论研究以及严复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和翻译等，都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从他们的研究、介绍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学术风气的转向。当然，这种新世纪的学术转向的基本实现，要到五四时期。但假如没有这15年学术思想、文化的积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学术蔚然大观的胜局真不知从何谈起。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称五四前15年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轫期，把它当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序幕，实在是一点都不为过。 一那么，这15年从文学研究方面看，有些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时代思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开首便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0世纪初，正处于清末民初，整个社会置身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动中。政治上，专制政体结束，民国初建，共和民主，议会选举，成为一时之风尚。经济上，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清廷和八国联军的联手扑杀后，虽有辛亥革命、洪宪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但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知识界人士身处于这千年之变，又眼见着一幕接一幕的政治变局，加之1914年欧洲战事爆发，所有这些发生在眼前的事件，几乎没有一件让人有所振奋，看出希望的。所以，士人们对政局经历了从积极参与到逐渐失望的过程。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一度参与过晚清社会改革的思想人物，从20世纪开始，渐渐由原先主张社会革命而转向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他们希望从根本上为这种屡屡受挫的社会变革寻找思想文化上的原因，以重新鼓荡民气，开出新气象。学术思想在这些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中，又是最为核心的。在梁启超看来，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所以，他提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注：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之二大家之学说》，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被誉为清代学术正统派殿军的章太炎，也有着与梁启超相近似的个人感受。1902年章太炎因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受到启发，萌生撰写《中国通志》的构想。在致书梁启超时，章太炎提及写书的目的：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注：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如果说，梁启超、章太炎是以思想文化的领军人物面目显示着清末民初社会舆情的变化的话，那么，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就显得更为个人化。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