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父之名》2010年华文最佳散文.docVIP

以父之名 一，不是母亲打电话提醒，肯定又是忘了。这个月的某一天，父亲的忌日，烧纸给他。这样的提醒一年数次：鬼节、冬至、他的生日，还有清明与除夕夜。我总是忘掉，却也并非因为被“生”的事情忙着或闲着——他活着时，我就不大会记起他。 母亲说，她要送来叠好的金元宝与银元宝，很多，因为今年是他去世整二十年。母亲与父亲并谈不上有感情，可能还相反。但母亲对这些事一直很记重。我都能看见那个画面：阴天的下午，午睡了起来，她叠起元宝，手上全是金粉银粉，光线不好的客厅，她习惯了节约电，也习惯了长期的独居，连续几天没有人说一句话。我在外面喝茶，在银行排队，听的士司机责难油价，热腾腾地活着。接到母亲的电话，嬉闹的笑还来不及收掉，几乎不相信：二十年了!这么长……同时一阵惊惧，倘若母亲年老健忘了，甚或也去了，就没有人再会记得父亲了。他与世界最后一点形式上的联系，将会在我手上彻底断了。 十一岁的女儿用粉笔在地上画圈，给亡灵们的纸钱要烧在一个划定的圈里。外公、外公，她颇有兴致地念叨着，平常她不可能喊出这称谓。她与我父亲没有见过。 父亲不知我的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养、买房、换工作。这二十年，我做了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他都不知道。 那许多的仓皇、打击、恩爱、凶狠，他都不知道。 我十六岁时，他死的。他都不知道，我后来又长高了一些。 我给渐渐旺起来的火喂纸，母亲叠成的元宝们打着滚、萎缩着消失了。 也许任何一种灰烬都会随风上扬，但纸钱的灰，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黑色、灰色的，在路灯的光晕下盘旋，像是真的通到了天地鬼神。我长久地看着。女儿找到一根小树枝，游戏般地挑动灰烬，让没有烧完的纸灰重新红通通的。 这纸糊味好闻。女儿嗅嗅她的手。 别捣得太碎，他们得不到了。 这——是——迷！信！儿轻声地、带着学生气。为什么要烧纸呢？她每次都要这样问一问。 我盯着慢慢白了的灰。为什么烧纸呢？亡去者永远不知，生存者亦知虚无。 二 我与父亲，从没真正生活在一起。一般讲，我只在春节会见到他。 他是本村早期的大学生，考到南京念大学，继而分配在那里工作，颇为荣光。重要的城里的工作使得他只在春节才能回乡。本地还有另一个在南京军区工作的人，他们两个一回来，就过年了。整个正月，他们两个与村里的书记、会计、赤脚医生、小学校长等有头有脸的人，会被人们邀着吃“春子”，从初五吃到正月半，经常一天两顿。他们在人家的堂屋里伸手伸脚地围着八仙桌坐着，喝酒、打牌、交换各自的烟、谈论国家大事。 再冷的天，父亲都穿毛料的衣服；那个军官，则是威风凛凛的制服。他们从不穿棉袄，看上去比当地的任何人都单薄，可这是气派和合适的，大家都一致同意：城市的人，是不怕冷的。这正是城市人漂亮的地方。 父亲死后，七七第四十九天，家里人请人放焰口，并烧掉他的许多东西。全是从南京收拾回来的，大部分我都没有见过，那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物件，一个活了四十四岁的男人，半生的家当。奶奶再次哭得昏过去，姑姑们闭上眼淌泪，妈妈要张罗饭菜，便由我主要负责烧东西。俄文字典、围巾、画报、小木摆件儿、塑料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件羽绒衣，两面穿，一面银灰、一面褐色，十分肥厚。真好烧啊，一扔到火里，羽毛们就砰地炸开来，热气烘烘。我惊讶得忘记了心疼。想起父亲每年回乡过年，乡下那么冷的三九四九天，他从来没带回过这件羽绒衣。他是对的，他表现得像一个漂亮的城里人。大家至今都记得他穿毛料服，裤腿上两条线。 所有那些春节期间，我与父亲，说不了几句话。有那么几句，竟也记得。 我家有个习惯，一到春节，就替四周的邻居写对子，早先是爷爷，他做过私塾先生，写得端正老实，全是妇孺皆知的老派对子。后来爷爷老了，或者也未必是老，总之，换成父亲写了。父亲喜欢这个角色。他把家里装糖果的瓷罐子拿出来调墨汁，把方桌上全部的东西都拿到别处，架势很大。倘若邻居没有特别指定，他便玩乐，自作主张改动上下联的几个字，让人念得半生不熟，或另取唐诗、录古句。有时也写新编的。歌颂农村风貌的那种，是广播里报的，他注意听村广播站的内容，却一边听一边哈哈地嘲笑。他还会给对联加“裱”，抓起一张报纸，随意地团成一个团，然后蘸着金黄的调料，在对联边沿整齐地印上一朵朵花，挺绝。不过他有分寸，不会在人家堂屋、正门的对子上游戏。 有一次，写到“春风和煦×××”，他问前来取对联的小个子男人，指着第四个字：“认得?” “不，怎么可能认识呢。”矮小的邻居高高兴兴地摇头。“你呢？”父亲问我。 三年级的我紧张起来，父亲从来没问我的成绩，我考的许多一百分他从不知道，三好生等许多的荣誉……我常常感到分享的人很少。可是，这个字偏巧我不认识。父亲没做声，继续写，也不教我，邻居打招呼走了他也没停。那整个半天我怏怏不乐。我其实并不真想在父亲面前显得多么出色，但我生气他如此没有道理的考验。这种随心所欲，让我感到莫大的生疏。 我一直记得那个半草的“煦”字，大红的纸、黑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