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婚姻法〉解释(三)》有关房产规定的性别问题.docVIP

探讨《〈婚姻法〉解释(三)》有关房产规定的性别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三)》”)颁布实施。其中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此规定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凤凰网推出了题为《男人获利多女人伤不起》的解读专刊，网易则直接以《让女人不高兴》为题，对《解释(三)》第七条进行了解读。这些解读高度一致地达成了以下共识:男方买房、女方置办嫁妆是中国约定俗成的婚姻文化。 　　按照《解释(三)》，丈夫更有可能成为房产的所有者，妻子则可能丧失了以自己名字登记买房的机会成本;一旦离婚，妻子将面临着“被扫地出门”的遭遇。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解释(三)》有关房产的规定。 　　从字面上理解，《解释(三)》中涉及到性别的“子女”“夫妻”等语词是并列表达，没有价值排序之分。根据《解释(三)》，婚后女方父母出资为女儿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女儿一方的，离婚时该不动产同样判归妻子一方。也就是说，《解释(三)》是基于男女平等的理念进行司法解释的。 　　由此可见，《解释(三)》所激起的强烈反响，其实质是围绕着女性到底是需要平等对待还是差异对待这一问题而展开，即是一场关于平等与差异的论争。平等与差异既是永恒的女性主义理论问题，也是与女性日常生活和生命事件息息相关的实践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理论以及《解释(三)》颁布实施后的实践两方面，对《解释(三)》涉及的性别问题进行再探讨。 　　二、平等还是差异:女性主义内部的争论 　　(一)平等派的主张 　　在女性主义开始崛起的18世纪末，鉴于女性没有被赋予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的制度背景，女性主义者们奋起向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宣战，提出了男女平权的诉求，从而掀起了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在第一次浪潮期间，争取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作为人的权利是女性主义的根本使命。女性主义者以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为理论依据，要求社会认可女性与男性同样的理性和“人”的身份，如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说:“我将把妇女当作高贵的人来考虑，她们和男人一样，是被安置在这个世界上来表现她们的才能的。”此时期的女性主义者都赞成一个基本信条:“坚信女人拥有和男人一样的灵魂和理智;换句话说，在本体论上，女人与男人是完全相同的。” 　　在“女人是与男人一样的人”的理论基础上，女性主义者以天赋人权的时代精神为武器，提出男女平权的要求。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领袖之一伊丽莎白·斯坦顿在其起草的《感性宣言》中，逐字逐句模仿美国《独立宣言》的句式，宣称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天赋权利。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平等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基调，早期的弗里丹、爱丽丝·罗西和苏珊·奥金都是平等派的坚定倡导者。在男女平权的疾劲呼吁下，女性主义者们猛烈地向既有的社会制度开战，要求社会确认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9号修正案，即“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美国女性的选举权终于被确认。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抗争，到20世纪20～30年代，欧美国家基本上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女性在教育、政治、法律等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二)差异派的观点 　　到了20世纪50年代，尽管女性的社会权利获得了制度保障，但女性在性别关系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男女平等并未真正实现。于是，女性主义者们开始反思平等派的理论主张及行动策略。受当时美国的民权运动、青年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们对两性不平等的原因及女性解放的路径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重视性别差异的主张，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 　　生理性别(sex)差异是部分女性主义者，如费尔斯通和露丝·伊丽加莱等激进女性主义者建构其理论的根基，她们认为两性生理上存在的客观差异是导致妇女屈从地位的根源，因而主张通过消除生理差异，或高度评价妇女的生理特征，来实现女性解放。 　　社会性别(gender)差异则成为更多女性主义者建构理论的基石。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了“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至此，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上，这些女性主义者们共同指向了社会性别差异。基于这种分析，女性主义者们提出了女性解放的理论目标是解构社会性别差异，实践出路是给予女性特殊保护。在通过特殊对待实现两性平等的理念下，联合国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要求给予妇女特殊保护，如1951年通过了《同工同酬的公约》;1952年通过了《妇女政治权利公约》;1955年通过了《产期保护公约》;1967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宣言》……这些公约有力地改善了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