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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调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为肇始，农村经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农民致富的积极性迅速迸发出来。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市农村就有部分有经营头脑又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及贫穷的窘境，开始外出谋生闯世界。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先是亲朋相携，再是邻里攀带，后是示范带动，逐步形成了地域性的外出务工经商热潮。2003年初，运城市委、市政府在总结我市部分农民自发外出务工经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破解“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突破口，明确提出从2003年至2005年，三年转移农村劳动力50万人，到2010年使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力争达到100万人的宏伟目标，从而拉开了我市有组织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序幕。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我市约有95万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7%，农民工资性收入1380元，占农民人均总收入3389元的40%。实践充分证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一条主渠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源，破解“三农“问题 的有效突破口。 一、发展历程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发转移阶段。这一阶段从80年代初至200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被充分释放出来。但是，面对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半年忙半年闲的实际，一部分农民开始思考如何从农业以外去增加收入的问题。于是，有些有经营头脑的人，开始在集镇摆摊设点，卖小吃、卖日用百货，经营传统手工艺；有一小部分人利用在外地工作的亲戚关系，逐渐背井离乡，外出打零工，经营小吃摊、裁缝铺等营生。如身残志坚、怀揣200元钱闯京城的现北京市东方防水材料集团公司董事长潘永斌，提着10斤棉籽油、背着一口炸麻花的铁锅闯京城的现北京宏燕财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锡珍，怀揣60元钱闯天津的现天津市津乐园饼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关金龙等，都是这一批农民中的代表性人物。 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一部分人从乡镇企业中分流出来，利用已有的技术及销售渠道，开始从事加工业经营。临猗县楚侯乡太侯村，在计划经济时代村集体曾办有一个铁皮加工厂，后因不景气而关闭。1984年，曾在村办厂工作的青年农民蒋双喜，凑了1万元，置办了几件简单加工设备，到县城开了一家铁皮加工门市部，主要是为家户焊铁门。当时人们用的是木门，不但造价高，而且木料难买，蒋双喜焊制的铁门经济、结实、美观，一年下来，收入竟高达3万元，在当时，这相当于10户农民的一年收入。蒋双喜焊铁门发了财，使乡亲们备受鼓舞，于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专门派人外出考察市场，聘请原铁皮加工厂的老师傅教大家学技术，帮助联系筹措资金，联系购买原材料，太侯村焊铁门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如今，太侯人在外开办企业焊防盗门的足迹遍布陕、甘、宁、晋、冀、鲁、豫、京、津 等10多个省市的200多个中小城市，年收入2500余万元。 盐湖区王范乡下马村，从1980年由本村村民王志杰带头，挂着县凿井队的牌子，办起自己的凿井队开始，到1985年就有10多户农民以每年两三千元的租金从运城、夏县、闻喜、永济和临汾市的乡宁、曲沃等县的凿井公司租来井架，做起了凿井生意。截至目前，该村井架数量已超过100副，有500多名农村劳动力跟随井队老板转战甘肃、宁夏、内蒙、新疆、陕西、河南、河北、山东、青海等十多个省、市，从事凿井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到该村总劳动力的67%，一半以上的农户在凿井产业上获利，全村凿井业年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 第二阶段，有组织大规模转移就业阶段。这一阶段从2001年至2005年底。群众性地自发转移就业所带来的明显效果，触发了各级党政部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进入新千年，部分县（市、区）也开始尝试有组织地向外输出农民工。个别县（市、区）开始利用关系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系，组织农民工赴新疆采棉、承包棉田。在此基础上，2002年9月，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动各县（市、区）劳动部门，组织了800名农村劳动力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为期两个半月的采棉活动，这是全市范围有组织劳务输出活动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2003年3月，运城市委、市政府正式把有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活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召开市、县、乡、村四级主要领导参加的视频动员大会，分级设立劳务输出工作领导组织机构，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组建四级劳务输出信息网络，正式拉开全市范围大规模有组织劳务输出活动的序幕。2003年8月，由市劳动保障局牵头组织的第一批180名农民工赴深圳务工；2003年国庆节前夕，由市委、市政府动员部署，市劳动保障局牵头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万人赴深圳务工活动”。短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