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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拆迁行政诉讼问题探析 〔摘要〕 房屋拆迁关乎公民安生立命之本，执法人员应当具备较好的法治素养，严谨的执法意识，正确的执行方法，避免强拆过程中类似9?14山东临沂流血事件的发生。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扩大，两种拆迁方式均可被纳入行政诉讼之中，公民权利的司法方式更加强化。另外，司法强拆体系的形成，法院在拆迁的司法审查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进而讨论该类案件中被告认定原则、违法处理方式，建议将强制拆迁的执行权统一至法院，同时强化法院的执行责任。 〔关键词〕 房屋拆迁;行政诉讼;司法主导 房屋征收与拆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随着城市扩大，越来越多郊区及农村的土地被纳入城市的规划发展范围，而我国房地所有权分离模式，使得土地与房屋的所有权往往不能同时转移，土地被征收后房屋难以立刻拆除，二者在征收过程中存在分离状态。房屋关乎民生之根本，不能妥善处理往往会发生冲突甚至流血事件。近年来关于房屋强制拆迁报道屡见不鲜，今年9月14日发生在山东临沂，村民张继民在强拆时烧死家中的消息更是骇人听闻，临沂官方将此事定性为一起因基层干部法纪观念淡薄、作风简单粗暴、强制拆迁引发的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侵害的恶劣事件。张继民的死因至今尚无定论，但在村庄改造与住户性命的价值冲突之间，住户的生命权无疑更应予以尊重和保护。面对强制拆迁，住户有何救济途径，笔者意从新《行政诉讼法》的视角加以探析。对于行政机关执法行为，若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则通过刑事诉讼途径加以救济;若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则可通过行政诉讼路径得到救济。新《行政诉讼法》着眼于“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三难”问题，降低行政诉讼进入门槛，扩大受案范围，从时效及程序等多方面强化对相对人的保护，公民人权保障的宗旨更加突出，同时弱化对行政行为的“维持”，强化监督，以司法督促依法行政，以法治倒逼行政改革，对于政府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一、受案范围中新增房屋拆迁相关规定 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规定方式无根本变化，仍然采取“概括+正面列举+反面排除”的方式，第二条概括的内容中将“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展奠定基础。新法第十二条在此基础上，将原来正面列举的八项内容拓展至十二项内容，并且第十二项具有兜底性质的条款中增加“等合法权益”，为权利保护类型多样化提供可能。受案范围中很多新增内容，是对2000年司法解释成熟内容的法律化肯定，变革看似保守，但范围循序渐进地拓展，使得更多案件能够进入行政诉讼程序。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中直接涉及房屋拆迁的有三项，分别是:“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前两项涉及对房屋强制拆迁的救济，后一项涉及对房屋非强制拆迁的救济，新法新增的受案范围内容对两种拆迁方式均包容。具体而言，第二项是针对行政机关已经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执行后果已发生，相对人对执行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是一种事后救济;第五项并非针对执行行为，而是针对征收补偿决定，是一种事前预防。相对人接受决定并主动履行，则不存在房屋强制拆迁的问题，强制拆迁违背住户的意志，一旦实施损害后果不可避免，新法将征收补偿决定纳入，防患于未然，在强拆实施前即为相对人提供行政诉讼救济渠道，更加有利于住户生命财产的保护;第十一项是对非强制拆迁协议履行问题的救济，针对行政协议可提起行政诉讼。需要说明的是，强制拆迁和非强制拆迁的区别在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否能够就拆迁达成一致意见。在我国，非强制拆迁一般为住户自愿拆迁，一种为双方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就补偿内容和方式达成一致，住户在约定时间内搬离原住所;另一种为行政机关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住户在规定期限内搬离。非强制拆迁由住户自行拆除房屋，或由行政机关拆除房屋。而房屋强制拆迁，一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就房屋征收补偿事宜不能达成一致，住户不愿搬离原住所，上文中张继民事件即如此;另一种是双方事前虽达成一致，但住户后期反悔，约定时限内未搬离住所，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实施强拆。 二、对房屋非强制拆迁的争议处理 1．行政相对人拥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非强制拆迁中，房屋拆迁并不违背住户意志，相对人对征收补偿决定不服的，可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项提起诉讼;对征收补偿协议履行存在争议的，可根据第十二条第项提起行政诉讼。2．行政协议性质的确认，行政机关起诉困难。在2016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对征收补偿协议的性质尚未明确，双方就协议订立及履行事宜的争议，任意一方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且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