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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采矿产资源的性质与私法救济 　　一、引言 　　盗采是指自然人或者法人在没有取得采矿权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挖取矿产品的行为。《矿产资源法》第39条规定了非法采矿行为，但盗采的概念在该法中并未直接出现，盗采属于该法第39条第一款中规定的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类型，盗采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一种采矿主体欠缺采矿权许可证的非法采矿行为。盗采的客体既包括尚未设定矿业权的空白区内的矿产资源，同时也包括了正在处于探矿阶段他人探矿权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和已经设定采矿权的他人采矿权范围内的矿产资源。 　　在因盗采行为所生的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也最为复杂的法律关系就是盗采人私挖的矿产品来自已经设立采矿权的采矿权人的矿区，此种法律关系涉及三方主体，即作为矿产资源所有人的国家、采矿权人和盗采人。本文研究的盗采的私法救济，就是以此为起点展开的。 　　1996年 《矿产资源法》对非法采矿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2007年颁布的 《物权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采矿权为用益物权，为采矿权人寻求救济提供了依据。然而，对于盗采人采出的矿产品，《矿产资源法》第39条只是概括的规定为 “没收采出的矿产品”的行政处罚措施，民法意义上的矿产品归属问题则语焉不详；并且由于 《物权法》对采矿权等准物权的概括性规定，对盗采人采出的矿产品的归属也未能涉及。由于 《矿产资源法》39条的模糊不清和限于当时立法的局限，我国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矿产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将盗采人采出的矿产品作为非法所得直接没收，然后收缴国家，盗采人采出的矿产品的归属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出现了偏差。正是由于这种私权救济上的不足，大量盗采行为人的私法责任得不到追究，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采矿权人的采矿权受到严重损害，盗采行为还同时造成了矿难频发、矿山滑坡、环境破坏等严重问题，盗采行为成为全国各地屡禁不止的顽疾。从私法角度而言，根据意思自治原则的原理，每个人都是其权利的最佳维护者，市民社会可经由私人自由活动的方式，实现普遍的公共利益，人人追求其自身目标，结果促成公益实现[1]（P31）。只有疏通采矿权人的私法救济途径，让采矿权人能够有效行使其民事权利，明确矿产资源所有人与采矿权人私法上救济的范围与界限，才是有效遏制盗采行为的必然选择。 　　二、盗采之矿产品的性质及其归属 　　（一）传统民法中盗采之矿产品的性质应当认定为无主物 　　1.采矿权人采出矿产品的性质。《物权法》根据矿业权人所处的不同阶段将矿业权分为两类：探矿权与采矿权。虽然 《物权法》将探矿权与采矿权规定为用益物权，其性质与用益物权较为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学说上也通常称之为准物权*.采矿权人有权按照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开采范围和期限从事开采活动，这是采矿权最核心的内容[2]（P21）。通过开采活动使矿产资源与矿床相分离，形成矿产品，该矿产品是采矿权行使的结果，归采矿权人享有，采矿权人直接取得该矿产品的所有权，是矿业权法律效果的当然表现[3]（P284）。所以，采矿权人虽然通过开采行为将矿产资源与矿产品分离使之成为两个不同的客体，但是，采矿权人可以基于其依法取得的采矿权直接享有其采出矿产品的所有权，取得采出矿产品所有权是采矿权行使的必然结果。 　　2.盗采人盗采出的矿产品的性质。此种情况与上述情况明显不同，此时矿产品并非由采矿权人采出，而是由盗采人非法挖掘出来，该矿产品已与该区矿产资源相分离，应为独立于该矿区矿产资源的物，此时对盗采出矿产品的性质就可能会产生疑问。如果说采矿权人基于其开采行为而取得矿产品的所有权是其采矿权行使的必然结果，那么采矿权的法律效果由于缺乏采矿权人的开采行为并不当然及于盗采人采出的矿产品。同时，矿产资源所有权作为矿业权的母权，国家在出让采矿权于开采者时已经把所有权中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让渡给了采矿权人，采矿权作为一种限定物权更是限制了其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行使，所有权的权能绝大部分已经被分离出来，所有权行使的效果应比作为限定物权的采矿权限定在更小的范围内，盗采出的矿产品为独立的物，所有权人行使的效果也无法直接作用于该盗采出的矿产品。即便作为矿产资源所有人的国家未出让采矿权于开采者，当盗采人在空白区或者在仅仅设立探矿权的区域盗采时，此时盗采出的矿产品已经与矿产资源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物，国家对该矿产品也无开采行为，矿产资源与盗采出矿产品的关系既非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亦非原物和孳息的关系，此时若基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来直接要求矿产品的所有权的话亦无能为力。 　　盗采出的矿产品既为独立的物，对其性质应当进行界定。既然无论矿产资源所有权人还是采矿权人都不能基于其各自享有的权利直接取得盗采出的矿产品，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将盗采出的矿产品的性质认定为无主物。在日本矿业法上，日本学者我妻荣教授指出由于尚未开采的矿物归属于国家的独占支配，虽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