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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异化理论对文学翻译意义 　　 摘 要:本文主要根据现当代国内外翻译理论,旨在对翻译研究中与异化理论的运用相关的某些误区和缺陷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异化技巧在文学翻译中的可应用限度。从而调整翻译研究的思维与视角,开拓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翻译研究 异化理论 文学翻译 　　 　　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目前,对“异化”理论的探讨与研究,国内学者大多停留在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异化”的定义和阐述上,似乎“异化”是什氏的独创。实则不然。在西方文艺美学史上,“异化”诗学源于亚里士多德,经由马佐尼、爱迪生和黑格尔等人的发展,成熟于什克洛夫斯基和布莱希特。它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国内翻译界借用西方文论研究翻译均已取得瞩目的成果,当然也存在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译界普遍认同归化还原、增色、减色法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但就其产生的效果而言,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异化理论的适当运用,仍存质疑。 　　 　　一、传统译论中对翻译的理解以及直译意译之争 　　 　　传统译论视翻译为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是译文对原意的复制,强调“忠实”和“对等”。换言之,“忠实”和“对等”成了传统译论探索翻译实质的关键词。这一观念经反复灌输、强调进而规范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 　　随着对翻译现象的探索从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等高度,翻译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包括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等在内的一系列翻译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人们发现,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难以“忠实地直译”,尤其在涉及特定的文化现象时。于是,直译?还是意译?哪个更恰当便成了译界争论的焦点。 　　古今中外,自有翻译以来,就有了直译意译之争。其实,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翻译的异化功能。《法??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当时的译论家已注意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指出译语在翻译过程的异化。道安论翻译的“五失本”,第一条就指出“胡语尽倒”,强调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鸠摩罗什曾指出汉语与胡语在文体上的差异,批语直译派的作品“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赞宁把翻译比作将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译语与原语的差异。 　　 　　二、“异化”理论及其在翻译应用中与“变形”的关系 　　 　　“异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其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Shklovsky)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在他看来,文学创作要对所描写的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而异化作为艺术加工和处理必不可少的方法,可以增加对艺术形式感觉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17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爱迪生则从审美趣味方面对“异化”诗学理论进行了论述。在《论洛克的巧智的定义》中,他说: 　　“凡是新的不平常的东西都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因为这种东西使心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满足它的好奇心,使它得到它原来不曾有过的一种观念……就是这个因素要求事物应变化多采。” 　　他第一次从审美趣味的切入点论及了“不平常”的日常事物所引发的陌生美感,且认为这是一种“愉快的惊奇”。这是从心理学美学角度着眼的,从而使其理论进入了审美心理的层次。 　　异化与变形有联系,都是将习见的事物换一种样式呈现,以取得最佳艺术效应,但变形是指作家在构思中极大地调动想象力与创造力,以违反常规事理创造意象的方式。通过变形,作家往往能获得独创性的形象。如果说变形着重于“改变”事物常形来创造的话,异化则倾向于不用习见的“称谓”来描写事物,而以陌生的眼光把事物原原本本地具体描写出来,以产生一种奇特的新鲜感。例如,“柱子上挂着一个挂钟”,就是一种“自动化”的“称谓”写法,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可《红楼梦》以从未见过挂钟的农村老妪刘姥姥的陌生眼光来写王熙凤堂屋里的挂钟,收到了异化的效果。异化的心理基础是作家摆脱日常的“自动化”感觉,而以事物给人的第一刺激反应作为构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