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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生命觉醒与幻灭 　　《小城三月》是萧红的封笔之作，写于其漂泊香港之时，它是作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望世界的心灵绝唱。这篇熔铸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思考，从灵魂深处流淌出的清丽文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故事，但却给了在中国大地盘踞几千年的礼教文化最不留情的鞭挞。萧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切的感受力，触摸到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女性的共同命运背后那浓得化不开的东方社会文化底蕴，以开阔的悲悯情怀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吟唱了一曲绵长悠远的生命咏叹调。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似乎无故事的故事，它以少不更事的“我”的儿童视角和散文化的叙事手法，写了翠姨的一场悄无声息的爱情悲剧：“我”的翠姨十八九岁，“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她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她还非常聪明，会弹大正琴等乐器。在“我”家暂住的时候，对“我”的堂哥哥萌生感情。然而翠姨是一个已订过婚的人，又自惭是一个再嫁寡妇的女儿，不可能获得称心的爱情，于是在婆家要来迎娶前病倒，最后在周围所有人的哀叹，但却不知为何的孤独中抑郁死去。 　　《小城三月》一开头，作者就不厌其烦地描述了翠姨举手投足间典雅、端庄、娴静的闺秀风范。传统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以弱为美、“三从四德”已经成了她自觉追求的审美标准和道德规范。在这种文化的积淀和熏染下，翠姨养成了多愁善感、柔顺矜持、优柔含蓄又自怜自惭的性格气质。“买绒绳鞋”的情节就是对翠姨这种性格的最佳呈现。而翠姨的悲剧就和她身上这种“林黛玉”式的弱质性格直接相关。这种自怜自卑、自惭自弃的个性心理决定了她的处事方式：她一方面心有所爱，一方面又不敢违背封建礼规，逃不脱心狱的囿拘，还不能不接受家里给她定下的亲事；一方面她心里不愿嫁不喜欢的人，憧憬羡慕着洋学生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违心地花着聘礼的钱置办着嫁妆，得过且过地捱日子。她没有冲破一切阻力去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气和能力，也就决定了她的悲剧结局：悄悄地生、悄悄地爱、悄悄地死。翠姨的隐忍被动、安之若命使她在追求个人幸福、自我意识觉醒之路???顾虑重重、步履维艰，她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仍旧摆脱不了传统女性角色的文化特征和封建意识阴影的覆盖。她无法越过新、旧文化营垒的鸿沟，从因袭的精神重负中脱胎换骨地走出来。正如她“一个人站在短篱前面，向着远远的哈尔滨市影痴望着”的生活姿态一样――她对新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却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地“痴望”而已。她的这种传统文化性格就注定了她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的悲剧结果。 　　诚然，翠姨的悲剧是一出性格悲剧，然而生成这种悲剧性格的社会、文化根源才是扼杀一切美好的真凶。西蒙?波伏娃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成女人的。” 在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女性是处于一种被统治与被支配的地位。在这种文化的长期濡染和道德律令潜移默化的约束之下，女性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慢慢发生了变化，女性“人”的自觉意识泯灭了，而安于被主宰、被支配、甚至被玩弄的地位，钝化为封建礼教文化的奴仆。正是这风刀霜剑般的伦理文化和世俗威力才是翠姨性格悲剧生成的社会底蕴。在这个封建文化阴影盘桓不去的北方小城，婚姻完全没有个人的主动权，也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订婚更像是一场金钱交易。在这种沉滞、落后的生活环境和苟且、麻木的周围人群共同构成的人文环境窒息下，翠姨不敢摆脱自身已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未婚妻身份，也不敢明示自己真实的感情。因为传统男权文化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将恪守封建礼教所推崇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内化成了个体的自律和自觉。尽管“我”家那种“新”的较为健康民主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了她被压抑的自我愿望，尽管翠姨渐渐意识到了“自我”并对此有所渴望，那潜藏在蒙蔽状态下的生命力逐渐复苏，开始感受到了生命的欢乐与疼痛，但是，传统伦理文化又在无形之中禁锢着她的思想，规范着她的行为，这种道德行为规范和她的性格又直接阻挠着她的反抗，造成她反抗和叛逆的无力。她企图通过读书摆脱困境、改变自身的命运，但这微弱的挣扎是无济于事的，横在她面前的是她所无法超越的宿命，身后穷追不舍的是令她恐怖的包办婚姻的深渊。她“念了书，”但“整天的闷闷不乐”。她的母亲问她，有什么不如意?陪嫁的东西买得不顺心吗?或者是想到我们家去玩吗?什么事都问到了。而“翠姨摇着头不说什么。”这“无声的反抗”，其结局不言而明。萧红用一种看似无事的语气，叙述了翠姨“苏醒”后无望的痛苦和挣扎，直至最后的忧郁而死而无人救助甚至不被理解，尖锐地揭示出东方女性那早已注定的命运：她无路可走，只能是一出悲剧。翠姨就是这样承受着世世代代相因袭的精神负累，在沉滞、冷酷的社会重压下苦苦挣扎，不为人所理解，觉醒后又无路可走，对旧生活的因袭和对新生活的渴望使她就这样难以进退，最终在精神痛苦和绝望中走向了生命的毁灭。 　　翠姨的死是孤独绝望的死，没有人知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