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说书时代”市场跳蚤.docVIP

“新说书时代”市场跳蚤 　　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接下来又是于丹说《论语》，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一场“新说书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越来越多的新闻似乎都在表明：大众又重新回到了复古潮。媒体也为此而大造其势。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复古潮”。所谓“复古”，是指恢复古典时代的价值立场、道德风范、美学趣味，等等。当下的这种重述古典风潮，与这些原则无关。甚至恰恰相反，他们是根据当下社会的立场和趣味，来重塑古典。这是一种有关古典的消费时尚。在这场古典文化“时尚化”的消费运动中，经典本身的功能类似于1970年代的“假领”。假领不需要太多的布料，只要一点花哨布头和时髦款式，就足以成为品味和身份的标志。“假领”是物质匮乏时代的产物，这种“文化假领”则是精神匮乏的产物。也许有一部分人试图接续母语文化之根，但通过时尚化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显然是舍本逐末。我理解人们对于“文化假领”的欲求，但倘若将这么一点古典皮屑就称之为“文化复古”，恐怕是很轻率的想法。 　　 　　也有人以尊敬原著为由，大肆反对他们的新解读。认为，这些“新说书人”，在以学术的名义糟蹋经典，是对文化传统的轻侮和亵渎。于丹这么评价自己的《论语》：“我没有那个能力真的把孔子找回来，但中国人一直有找孔子的心。他们不是冲我来的，他们是出于对圣贤和自己心灵的尊敬”。在我看来，没有必要计较对先贤的尊重的真假。况且，情况并未严重到大逆不道的程度。尊重圣贤的方式也有多种，天天上香跪拜是一种，时时反省质疑也是一种。对于我们后人来说，孔子是一大圣贤。但对于上古时代的圣贤来说，孔子则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继承者和阐释者。从弟子所记载的孔子言论中可以看出，孔子也在不断地寻找重新阐释先贤思想的途径和方式。比如，他对“仁”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推动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艺复兴。不过，对于先贤，孔子的做法比较谨慎，他“述而不作”。庄子的做法则不同，庄子有较大的颠覆性。但庄子却认为孔儒对先贤的尊重徒有其表，只得其糟粕而已。真正的尊重应该是创造性的重释。否则，无论是墨守成规、刻舟求剑的注疏，还是浮皮潦草、哗众取宠的时尚化演义，都是在糟蹋经典。 　　在现代媒体的强大号召力面前，观众和听众几乎无可避免地“粉丝化”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文化传播的结构和性质。“粉丝化”并非以知识理性对待知识，而是实现将知识和文化明星“偶像化”，成为膜拜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对知识的开发性和反神话倾向的偏离和背叛。这一代“粉丝”们需要的，实际上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甚至不是娱乐。只是出于对强大“偶像”的习惯性的“精神依赖”，把自己交付出去。“粉丝”们的受支配性人格，使得他们既懒得自己觅食，甚至连动嘴咀嚼一下都懒得去做，躺在知识的摇篮里张着嘴等待喂养。易中天等人所扮演的，无非是一个“精神保姆”的角色。他将那些艰涩坚硬的学术“馒头”咀嚼了一遍，拌上了他的玑珠般的唾沫，变成了松软滑腻的面团，易于吞咽和吸收，然后反刍出来，喂养那些被哺养惯了的年轻一代读书人。这种靠被偶像咀嚼过的精神食粮维持其精神价值的“粉丝”们，喜欢品尝的正是这种口味。 　　毫无疑问，“新说书运动”赢得了媒体，赢得了受众，为传统文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市场得救了，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而得救。当然，市场得救也是件好事。在一个市场的时代，倘若连市场都没有了，获救的希望也就更为渺茫。想拯救传统文化却又一味排斥市场，这种行为最终只能葬送其所想拯救的。但市场本身从来不想救任何东西，它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文化介入市场，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在目前情况下，文化与市场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文化赢得了市场，市场赢得了利润。但市场可能为了利润，竭泽而渔，将文化变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可以不负责任，立即抛弃文化，转身寻求其它获利的途径。文化的获救从其根本上说，只能依靠自身的文化建设。而这又是一个缓慢、长时限的、常常毫无利润可言的过程。一个成熟的文化市场也许有这种耐心陪同文化漫长的发展进程，但从中国市场的状况来看，我不抱这种希望。他们连等一次讲坛讲完的耐心都没有。 　　票房价值未必意味着真正价值。古典作品当然需要重释。而且需要不断地重释。否则，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瞻仰它的遗容。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能够重释的文化内容，必然是文化中的最具活性的部分，而那些缺乏重释性的文化遗物，则是真正死掉了的文化躯壳。不可否认，古典时代已经结束，整体性的古典文化已不复存在。它的器物性的形态，只能作为过去时代的遗迹，供我们凭吊。但是，器物性只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文化的精神性层面则是一种可变的形态。它可以在另一个时代通过重新解放和阐释，得以复活。欧洲文艺复兴即是通过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经典的重新阐释，发现其间蕴含的活性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