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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在农民教育中作用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这个问题最终要依靠通过农民教育提高农民自身素质的解决。由于农村总体教育水平不高，大部分农民只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农民的人文素养和科技文化素质相对不高，加之农民接触面较窄且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等情况，给农民教育带来一定困难。本文拟结合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理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强化农民教育的针对性，从而促进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问题。 　　 　　人际传播是农村受众获取信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人际传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播方式，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在大众传媒还不是很发达的农村地区，人际传播是农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各地农村，往往会有一个或多个自发的人际传播的“舆论场”，这个场有的是村行政中心或是村里某一空旷的广场开阔地，或者是几家商店、小卖部的门口空地。饭后或农闲，村民会自发地到这里纳凉、聊天、交流信息、印证传闻等。 　　同时，由于农民得到的信息量相对有限，而且农民本身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对信息不能很好地理解，这就需要农村中素质较高者在信息传播中发挥二次作用，即传播学的“意见领袖”作用。在农村有党员干部、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知识分子、退伍军人、外出打工者，这些人可以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意见领袖”一词是拉扎斯费尔德于1955年提出来的。1940年他在美国俄亥俄州开展的一项有关总统选举行为的调查，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即人际传播的作用比大众传播的作用更大。具体地说，就是受众中有两种人：一种人频繁地接触媒介，关心政治，已决定把选票投给谁；还有一种人则相反。于是，前一种人影响后一种人，前者叫“意见领袖”，后者叫“追随者”。拉氏理论被称为“二段流程”理论。 　　培育农民教育的人际传播“舆论场”。“舆论场”是指人际传播中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指出构成舆论场的三个要素――“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和“舆论场的渲染物和渲染气氛”。一般情况下，同一空间的人们的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较高、空间的开放度较大、空间的感染力或程度较强，便可能在这一空间形成舆论场。 　　当前，培育农民教育的舆论场，一是要有阵地。由于财政投人不足，我国用于文化事业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并且文化投人偏重于城市，农村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要增拨经费建立农村传播先进文化的主阵地与舆论主阵地。结合我国的现实和特色，培育农民教育的人际传播“舆论场”应多种传播方式并行。譬如，通过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金农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农村党员教育”等工程，广泛开展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通过分类培训、示范引导、收集发布信息等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致富本领和驾驭市场的经济能力。二是要有思路。要通过采取人际传播的互动措施，使农民教育的“舆论场”加速形成。譬如，乡、村两级党政领导带头下村、下组宣讲“三农”政策：农工办、司法局、卫生局、计生办等涉农部门要安排专家到农村讲课，派发宣传资料到农户：民警、户警应把农民教育内容变为各项具体指标，并开展上门宣讲活动。要充分发挥村民调解会、治保会、移风易俗理事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县乡政府要邀请部分农民参与农业政策的制定。总之，要全方位地利用人际传播的互动方式，力求形成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强大“舆论场”。 　　培育农民教育中的“意见领袖”。当前，由于农村人口的增多和乡村公路的普及，村民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有助于活跃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活跃，必将带来信息沟通的灵便。从而有助于农民生产、生活中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加强农民问的合作。但是由于农民教育中对人际传播的重视不够，忽视了农民“意见领袖”的作用，导致人际传播大多是农民间的自觉和自发的传播，人际传播的优势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由于我国农民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加之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单个农民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的成本无疑会很巨大，这就需要培养农村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农民教育中无疑会起到政府相关部门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农村中，意见领袖交际广泛，文化水平普遍高于所在的农民群体平均水平，拥有相对较多的信息渠道，对党的农村政策了解得早，理解得深。在与周围农民的相处中，可以积极传播党的农村政策，当农民对有关政策产生疑惑时，他们能把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体会，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进行解释，即对政策信息进行二次解读。在传播效果上更能深人人心。因而，政府，特别是乡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有意识地培养、扶植农村中的意见领袖，引导和鼓励他们在农民教育中发挥作用。要培养他们为农民服务的意识，做好信息传播的双向沟通作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