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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问题性新闻写作 　　在新闻竞争当中，历来就有所谓“抓准问题写新闻”之说。大量的新闻实践表明，抓住重大问题进行报道，是产生影响社会、震撼人心的好新闻之源。因此，在新闻精品生产的过程中，问题性新闻的写作，自然就受到了新闻从业人员的高度重视。关于这一点，在历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根据“中国新闻奖”部分获奖作品提供的实例来看，有以下几点成功的经验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揭露问题，提出批评，写好批评性问题新闻。对某些突出的倾向和工作中存在的尖锐矛盾，以及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将它揭露出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严肃批评，对促使问题的解决是有重大作用的。以第19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作品《十四万考生名单被出卖之后》一文为例： 　　2008年高考过后不久，各地落榜考生便陆续收到很多陌生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书，上面有各种美好的承诺，同时收取高额费用。就在家长们疑惑之时，新华日报发表的通讯《十四万考生名单被出卖之后》，及时揭露了这些非正规学校招生背后的黑幕，轰动全国，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讯以“出国读书的小丽却同时被国内7所大学录取”的荒诞事实作为开头，在第一部分展现了网络上普遍公开售卖“全国各地落榜生信息”的现象，具体、细致地描述了这些个人信息涵盖的内容和真实的程度。第二部分深入了一层，通过几个非法购买个人信息者的直接引语，说明招收落榜生有利可图，甚至在购买者之间形成竞争，而有关部门对考生个人信息的管理存在漏洞。第三部分再挖深一步，完整地呈现了个人信息泄露背后的利益链条：各种民办非学历办学机构为获取利益违规招生，雇用招生代理、提供丰厚回扣；招生代理为了赚钱而不惜非法购买考生个人信息，形成“竞争”；有关部门对考生个人信息管理不善，使得个人信息购买成为可能。 　　通过揭露这类违法行为的利益链条，通讯展现了社会各类人的心态：贩卖考生个人信息者对利益的贪婪，对道德的无视，对法治的漠视，人际关系淹没在金钱关系之中；家长的狭隘和偏执，考生的茫然和被摆弄；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和面对违法的“平和??心态等。通讯在展现事件本身的同时，努力挖掘出事件的背景，配合有关部门打击了这种不法行为，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群策群力，献技献计，写好建议性问题新闻。这类新闻报道，通常是根据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个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以第19届“中国新闻奖”评论二等奖作品《以诽谤罪追究记者必须慎之又慎》一文为例： 　　《法人》杂志刊发通讯《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后，引来了西丰县公安局到北京拘传记者朱文娜的事件。自2006年重庆“彭水诗案”以来，引起全国关注的同类案例已经有十多起。如何在法治理论上提供新思维，是考察媒体时评的标准之一。在即时发表的几十篇关于这一事件的时评中，《检察日报》李国民的时评《以诽谤罪追究记者必须慎之又慎》，提出了一个在我国尚未被重视、而在国际法学界已经成为共识的观点。作者在文中直截了当地亮出观点：“动辄以刑事手段追究记者责任是危险的，这将让正常的舆论监督举步维艰”。并指出：在法制健全、法治意识比较成熟的国家，“诽谤”属于“民事行为”；而在我国，尽管法律行文上趋向这个目标，但尚未完全达到这一步。这正是我国法治化需要完善的一个方面。作者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首先是总的原则，即诽谤指控行为应该被非刑事化；退一步讲，对以官员为“诽谤”对象的案件，认定记者构成诽谤罪的条件应该更加严格；同时要求，公共权力机关不应参与发动或者提起刑事诽谤案诉讼。作者先破后立，在文章最后提出借鉴“实际恶意”原则、完善诽谤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建议，具有建设性。 　　这篇获奖作品的成功告诉我们，给“问题”“把脉”和“开药方”是写好建议性问题新闻的关键。简单的披露，是不负责任的，提出问题，还要从法规、制度、人民群众的要求、官员的态度及作为、群众反应的主要效果等方面“把脉”和“开药方”，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报道问题性新闻，目的不是为了单纯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也不是媒体自身图痛快，把问题摆出来就了事。报“问题”，受众知晓了“是什么”、“为什么”，更重要的还要让他们明白“怎么办”，要有明确的解决问题的路子。这不是说“新闻万能”，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舆论导向的基本需要。 　　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写好评述性问题新闻。这类新闻，从具体事实出发，提出问题，进行评述和议论，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加以改进。以第16届“中国新闻奖”评论二等奖作品《农科院所制假坑农的多重恶劣性》一文为例： 　　改革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利益博弈时期。关注利益博弈时期的贫弱群体的利益表达，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毕竟，今天的贫弱群体，更多的是改革代价的主动承担者。高度关注他们的利益表达和诉求，而不是将他们遗忘在繁荣之地的阴暗角落，成为检验一家媒体是否具备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