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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调查类节目启蒙功能 　　启蒙功能：媒体理念的发展 　　谈及媒体，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的喉舌，至于国家级媒体更是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一种传统的宣传工具。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媒体功能正在发生的转变：主流媒体正在向更多的公共领域努力，在承担了媒体宣传功能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其公共功能，尤其是公共领域的启蒙功能，诸如民主和民权的启蒙、公民社会形成中的公共意识的启蒙、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启蒙等。 　　很多学者书写中国电视史时都会把1993年5月《东方时空》的问世看做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央电视台迈出了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中国的电视新闻报道进一步走向深入调查。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新闻调查》创办，在这以后，大量的新闻访谈和深度报道节目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地出现。党的十六大之后政策环境趋向宽松，特别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三贴近原则的提出，使得新闻报道走向深入调查成为可能。正如《新闻调查》的宣传词所说的那样，“注重研究真问题，探究事实真相，追求理性、平衡和深入，促进和推动社会的和谐和进步”，①这些深度节目开始向公共领域探求，把眼光投向社会的平衡、民权的维护和对政策进步的推动上面来。深度调查类节目在坚守舆论监督者这一形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新闻报道更深层的人文意义。这些转变都在显示，在中国进入转型期以后，新闻业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新闻媒体的功能不再仅仅局限于舆论监督，而是更加看中其节目内在的社会启蒙功能。 　　本文所指的“启蒙”，并不是经典新闻理论中“引导人们舆论行为、舆论评价的舆论导向”的功能，而是作为“一切智人出兴于世，作大归依，为我启蒙发覆”②这个意义上的明晰事理和开导蒙昧。《新闻调查》作为中国深度调查类节目的代表，2000年以后提出“探寻事实真相”的“调查性报道”的创作理念，它对何谓“真相”做出这样的解释和界定：“真相就是正在抑制或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意识遮蔽，有的被狭窄的生活圈??和知识技术遮蔽。”③十几年来，《新闻调查》不断实践着这个理念，制作出了《艾滋病人小路》、《从市长到囚犯》、《以生命的名义》、《南丹矿难内幕》、《与神话较量的人》、《“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农民连续自杀调查》等许多影响力深远的节目。 　　选题是节目的灵魂。对于深度调查报道，基本的选题标准是明确和清晰。当然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按照卡罗尔?里奇在其编写的大学新闻写作教材上的要求是，一定要“让读者看见，令读者在乎”。④所以，《新闻调查》所报道的事件无论是重大的社会热点，还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焦点性因素，这是因为缺乏重大性和重要性的选题不但无法再让观众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亦无法体现出深度调查报道所一贯承担的社会道义和社会良心。 　　笔者搜集了《新闻调查》截至2010年6月19日的当年6个月24期节目，统计如下：民生类8期，占33.3%；民权类5期，占20.8%；发展类5期，占20.8%；社会类3期，占12.5%；其他类3期，占12.5%。这24期节目的题材涉及玉树地震、世博会、西南旱灾等社会热点问题，维权、拆迁、人道主义、医疗制度等社会问题，诸如裸聊等社会丑恶现象，还有能源开发、经济转型、党的好干部等社会发展和人物典型。我们从这些数据中应该不难发现《新闻调查》的编导们对公共领域热切的关注，用制片人张洁的话说，在这个并不纯粹的公共媒体里面，他们有着共通的“公共追求”。⑤ 　　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新闻节目，深度调查类节目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是简单地陈述新闻事实或者发表评论，而是通过记者走到新闻背后去采访挖掘不同当事人和旁观者，力图多角度、多侧面地呈现事实原貌。尽管作为中央台的一档王牌新闻节目，《新闻调查》的底色总是呈现为政治优先的话语结构方式，但从我们对它的选题、制作和话语权的分析上看，2000年以后的《新闻调查》已经日益彰显出对公共领域和公共价值观的强烈兴趣取向，用纪实性的结构方式，通过深入、多角度多侧面的调查呈现方式来实现其日渐明晰的启蒙功能。 　　对启蒙话语在话语权结构中的考察 　　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权利。在这里，所谓“说话的权利”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达，它是指个人或社团通过媒体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进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权利。换句话说，话语权代表了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西方学者葛兰西最早曾经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论述过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⑥广而言之，话语权是公民新闻自由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新闻自由权利中的“表达权”，它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予和剥夺的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