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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地震理性化报道几点思考 　　摘要:突发性灾难报道将如何走出煽情或悲情思维的怪圈?此次媒体关于玉树大地震的报道突破了这一传统的报道怪圈,树立了客观、全面、公正、理性报道的典范。本文将以媒体关于玉树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为视点,从分析灾情报道内容、外媒采访政策、捐款报道的舆论导向入手,来探讨媒体理性化新闻报道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地震报道 理性 思考 　　 　　2010年4月14日,在距离汶川地震将近两年的时候,我国青海玉树又遭受了一场地震的摧残,各路媒体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发布最新的地震消息,让全世界人民及时了解灾情,充分发挥了媒体的宣传作用。和汶川地震报道相比,玉树地震报道秉承了自汶川地震以来的科学制定、充分准备、利用网络和办公自动化各种设备及时报道新闻的报道精神和方式。除此之外,玉树地震新闻报道的理性化思维是此次报道的最大亮点,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理性的灾情报道内容 　　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一种“拟态”的现实。因此,面对突发性灾难,媒体的报道内容将对受众的思维、情绪产生重要的影响。 　　地震报道在任何时候来说都是一件悲痛的事情,早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的报道为了体现真情,在报道上更多的是真实地还原了人的感情,地震灾害是人类难以抗拒的,数万生灵顿死,数十万人受伤。传媒在及时报道救灾进程的同时,大量的镜头和文字都集中在救灾行动中的人、受难的人身上,闪现出人性的光芒。一个个动人的瞬间镜头,一篇篇感人的文字报道,留住了无数人的目光,产生了巨大的“众志成城”的力量。??而为了追逐“以情动人”的报道方式,很多媒体情感的流露过于感性柔软,媒体关注得更多的是地震中的“情”,而忽略了公众的情感走势是依赖媒体报道的,媒体以怎样的情绪报道灾难,公众就会以怎样的情绪对待灾难。如果媒体过于悲恸,那么公众的情绪就会更加悲伤。①所以,媒体对于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内容、报道模式将对公众的舆论走向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在这次的玉树地震报道中,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地类似于“做事者”。在表达悲恸的同时,更多的是以从容的姿态去面对这场灾难,很多媒体以理性的姿态出现,有节制地控制着悲伤,将更多报道内容集中在了救援方式上。 　　玉树不同于汶川,特殊的地理情况、特殊的天气情况、特殊的经济条件,这些都决定了救援方式的特殊性。所以,远离玉树的我们除了想了解灾区人民震后的生活细节之外,更想了解救援方式的不同。这次的媒体不但给了我们“玉树不哭,玉树人哭出来”的情感宣泄,还给出我们“用理性拯救每一个生命”的报道。在玉树地震期间,很多媒体都本着理性的姿态呼吁:“特殊时刻,请各方、各界尽一切努力,让专业人士先行。每多一个专业救援队员的到达,或许就能多救出几个生命。”媒体这种理性与感性并重的报道方式是突发性灾难报道的一个进步,使得媒体的责任天平没有失衡。理性的报道内容将使公众客观、全面、冷静地看待灾难,迅速、周密、妥当地进行灾难救援。 　　宽松的外媒采访条件 　　汶川地震之前,我国媒体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时候,信息公开总是做得很差,外媒采访总要受到种种条约上的限制,以至于在2008年“3?14”西藏事件的舆论中我们显得很被动。而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吸取了之前许多事件的教训,落实了“国务院477号令”。公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宣布从2007年1月1日开始,到2008年10月17日北京奥运筹备和举行期间,放宽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限制。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这是一件具有标志意义的事情。新规定包括九条,最大的突破是其中的第六条和第七条,即今后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而不像之前需事先申请并经过批准之后才可进行。这一点采访自由基本实现了。“外国记者可以通过外事服务单位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之前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不允许的。② 　　这个号令公布之后,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有80位境外记者获得了与境内记者同等的待遇,在第一时间赴第一线采访,有近百位西方媒体记者到灾区采访,全面报道中国抗震救灾的进展。境外媒体记者在第一时间赴灾区采访。 　　上述事件说明汶川地震后,媒体的信息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强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外媒虽然可以相对自由地来华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