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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尼采生命视野中道德和道德教育 　　尼采(1844―1900)说:“弄懂和揭示道德问题――我看这似乎是新的使命和大事件。迄今为止,发生在道德哲学中的事件,我概不承认。”可见,尼采旨在对道德进行一番批判和重构。尼采的道德哲学是关于道德和生命的形而上学。尼采整个道德生命的出发点和目的,便是为生命赋予意义。一方面,他站在生命立场上否定旧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他又站在生命立场上呼唤新的道德价值。由此形成了他道德哲学破和立的两个方面:在破的方面,他基于自然生命对传统道德(主要是基督教道德)的反生命性质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立的方面,他又基于自然生命及其本质对善恶彼岸的生命道德进行了新的构建。 　　 　　一、对传统道德的批判 　　 　　在尼采的视野中,道德归根结底是同生命类型结合在一起的。道德作为一种形态和选择的评价体系,作为一种权威性的行动指南,它只是在同生命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也就是说,道德只有同生命相互参照时,才能称得上道德。尼采认为,衡量一种道德价值主要看其是否造成生命的困苦、贫困、退化,抑或是相反,是否显示了生命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显示了生命的勇气、信心和未来。尼采指出,欧洲两千年的道德传统不断地对生命进行谴责和否定,生命由于这种道德一再地发生退化。那么,欧洲文化传统规定了怎样的否定生命的道德? 　　(一)道德的非道德性 　　首先,尼采在探究了道德发生史并研究了其来源的可能性的基础上,调查了“好”的观念和判断的起源,得出结论:“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而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即那些高贵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身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尼采认为,这同维持最高等级秩序、突出等级的价值判断的功利观是极其一致的。 　　那么,尼采如何理解道德实现的方式?答案是凭自我保存的本能。诽谤、怀疑、在野的美德拆当政的敌对美德的台,使其面目全非,无穷无尽的迫害和诬陷,也就是用不折不扣的“非道德手段”。为了实践美德,他也做了“不懈的努力”:改姓更名;对自己的意图作原则上的谴责;同现存的和公认的美德结盟;装成更古老的或更高等的命令(祖先的命令、上帝的命令)的实施者,并以“人民的头等公民”或“公共福利的工具”自居。就像尼采所说,“这种道德必须使自身同现存的风俗、法律联系起来,并且使用后者的语言,套上后者的外衣”。道德发明许多过渡性和欺骗性的方法来粉饰自己的目的――“就是试图把自己提高到统治地位,超出其他一切价值”。 　　再者,尼采追问了道德的意义和效用。尼采否认了这种道德要求的特定内容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并认为“道德是一种有用处的错误”。大多数道德标榜自己具有普遍有效性,而实际情况是不同民族、种族具有差异性。所以说,任何特定的道德都具有其历史特定性,道德要放弃特定内容,不分时间、地点而普遍有效的说法,只能说有实现的可能而非必然。尼采进一步指出,那些被统治阶级鼓吹和宣扬的包括温和、宽厚、忍耐、谦恭等在内的善的好的道德品质,其实是与当代的趣味相抵触的。这些不过是为了达到道德驯化和训育的目的,是无视自身存在的。这样,人开始“平淡化”“客观化”。生命的激情在道德的绳索下变得温顺服帖了,人没了“脾气”,也变得平庸了。屈从于道德,人就会变得奴颜婢膝,或虚荣自负,或自私自利,或毫无思想。尼采从而得出结论:“道德乃是非道德性的结果”。 　　(二)道德对生命的负价值 　　尼采说道,道德发生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道德逐步敌视生命的历史。道德价值首先把自己说成是个人幸福的必要因素,它强迫人必须遵循那些普遍公认的道德原则,而且确认,遵从这些普遍原则就是一种美德,就是“崇高”。而此时,人的生命意志本身就是在这种强大的道德声音面前萎缩了。道德从“此岸”世界走向了“彼岸”,并由“彼岸”来统辖“此岸”,完成了逐步敌视生命的“使命”。他认为,道德与生命构成了“二律背反”:只要我们信仰道德,我们就在谴责生命。首先,道德危害对生命的享受,危害对生命的感激;其次,道德危害对生命的美化与崇敬;再次,道德危害对生命的意识;最后,道德危害生命的发展,因为生命试图使自身的最高现象同自身分裂。 　　尼采在谈到基督教道德时指出,以基督教道德来规划生命、约束生命,只能导致生命的“颓废”。他说,基督教把怜悯当做美德,而怜悯是敌视生命的表现:因为怜悯背离了人生机勃勃的情绪,使人抑郁、痛苦,使人的生活力量和生命活力耗尽和消失;怜悯与优胜劣汰背道而驰,它阻碍发展,阻碍淘汰,它保存行将毁灭的东西,为那些被剥夺了继续生存权以及为生活所淘汰的人作辩护,由于它使各种失败的人继续存在,因而赋予生命本身黯淡和可疑的一面;怜悯也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阻碍了那些旨在保全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本能,因此是助长颓废的主要工具,它教人相信虚无。怜悯是一种变态的道德,它使人失去力量、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