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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视纪录片创作一点思考 　　十几年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栏目中，也就是《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促使当时的我对纪录片有了最初的不同的认识。原来纪录片除了关注重大题材和宏大叙事以外也能这样去关注一个平凡的小人物。除了为伟人画像立传以外，也可以去刻画“老百姓”自己的世界。 　　《生活空间》的节目着实让我欣喜若狂过。不久，我接触到了DISCOVER探索频道的纪录片节目，顿觉眼界又开阔了许多。纪录片的涵盖面竟然可以如此巨大，拍摄手法可以如此多样，比起国内的电视纪录片，无论是在技术水平上、艺术理念上、知识层面等多方面，我们的确是落后。几年后，当自己进入到电视这一行业后，在感觉到这种差距之外，也逐渐认识到赶超这种纪录片的发展阶段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艺术理论并不落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需要的就是科学、探索的精神、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具有自己一套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生存空间。提起纪录片让人联想起八十年代电影院在放映正片前播放的加演片，这大概是中国观众对纪录片的最初认识，这些片子往往都是先写好稿好，然后配画面，从头到尾灌满解说，相当于30到50年代格里尔逊倡导的“画面加解说”阶段。为了制作外国人愿意看并感兴趣的电视纪录片，从纪实手法的运用，到追求“真实”成为理想、到同期声、数字摄像机等先进技术设备的使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像《周恩来外交风云》、《戏小平》、《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等，初步奠定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模式，摸索出一套相对独特的电视纪录片的评议系统。 　　同时，我们的电视纪录片是以在国家电视台体制内为主要生存形式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独立制片的民间状态。“栏目化”、“媒体化”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生存的一大特点。一九九三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开播，上海电视台的中国第一个以“纪录片”命名的栏目“纪录片编辑室”成立，随后几年，类似的栏目在全国各个电视台纷纷出现，最终形成了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大格局。栏目化对于纪录片的创作在时间、???力、资金的投入上都存在一种不小的影响和压力。媒介化生存与电视纪录片个人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另外，我们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也存在诸多问题。创作者对生活体验不深，思考不足，艺术修养不高，创作心理浮夸风躁，急功近利。某种片子获奖了，大家就都来作，本来是非常丰富的题材被抢收的极为狭窄。制作上，技术质量不高，缺乏电影语言，画面粗糙，叙事技巧贫乏，讲述单一而无层次。虽然这几年在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出现了几部制作精良的电视纪录片。但从整体来看，电视纪录片的制作水平仍然不高，与世界先进的纪录片生产的国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问题就出在我们自身对于电视纪录片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够。 　　如今，世界先进的电视纪录片的生产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风格样式多种多样，体裁内容涉猎广泛。曾有人将现今阶段总结为“个人追述式”阶段。这一阶段的要点是“评述者的讨论混杂于访问会见之中，制片人的画外音与画面内字幕相结合，将以往一贯被含蓄表达的观念一清二楚的显露出来。制片人永远是个参与者——见证人和意义的积极创立者，电影说教的生产者，而浊将事实如实报道的、中立的、无所不知的记者”。也就是说，纪录片虽以追求“真实”开始其生命，但是所谓“真实”是有条件和有范围的。“客观真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真实与价值和立场不可分割。纪实手法并不等同于“真实”，它已在各种体裁样式中被大量的、消耗性的采用。比如在电视剧中。纪实手法不再成为纪录片“真实”有效标志。 　　我们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更多冷漠、复杂多变的品质。这培养了人们一种“怀疑”的心理习惯。当我们以“真实”为追求去拍摄电视纪录片呈现在这些观众面前时，他们会认为纪录片所反映的真实不一定客观，不一定就是事物本身的原本现实。这些个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承认没有人能作到真正客观。纪录片的现实是创作者通过某个视角观察的，无论怎样力求客观，创作者一定在固定的立场上打上了自己的主观印记。有人一定会反驳说在拍摄过程中尽量对生活原始状态不加干预，尽量少的剪辑、评说，采用连续的长镜头、跟拍等等。甚至曾经有人把摄像机交给当事人，通过当事人自己的眼睛来纪录片所谓“真实”，并称拍回来的素材质朴、有独特的视点云云。请问这种方法既然好，那为什么在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上至今未被大量采用，或者在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呢？ 　　实际上，即使你回避了多种电视表现手法，扛着摄像机去接近被摄者的时候，事情就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被摄者的行动坐卧都会和平时不太一样。看书时，腰可能挺的更直，上自行车时，动作可能更优美，而作为拍摄者因为自己的文化背景、所喜所恶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对事物的观察，通过取景器会有自己的取舍。就象拍摄一部关于监狱生活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