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与张伟平罗曼史.docVIP

张艺谋与张伟平罗曼史 　　这是一段始于22年前的兄弟情。张艺谋，1951年生，西北男人；张伟平，1958年生，东北男人。“我是在1990年春节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张艺谋的。那时候我对导演还没什么概念，我就知道巩俐。”张伟平曾对记者无数次描述过他们相识的场景。 　　稍微关心中国电影的人都对后面发生的事耳熟能详：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并从1996年开始搭档合作，迄今为止，共拍摄了11部融荣耀与失落、轰动与毁谤为一体的电影作品。他们情义至上的合作模式令无数人羡慕：“连大师都说，我们俩阴阳结合得非常好。”张伟平说；而他们的兄弟情更被媒体广泛报道，并具有了某种传奇色彩：“说话的时候，张伟平像是张艺谋的哥哥。沉默的时候，张艺谋像是张伟平的哥哥。”有记者这样观察道。 　　2012年春，在二张均寄予厚望的《金陵十三钗》折戟后，有关他们分道扬镳的消息不断传出，人们震惊的程度与当年的张巩分手不相上下。而时至今日，这已被证明是事实：有点残酷，令人欷歔。 　　男儿江湖多风霜，沧海一声笑无常。 　　在写下“张艺谋与张伟平的罗曼史”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调侃与不敬之意，八卦他们的恩怨、评判他们的是非不是我的目的。之所以重新梳理他们的合作史，是因为：他们22年的兄弟情义，不仅曾深深地打动过我们，还改变了他们二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它也深刻地改写了中国电影史。 　　幸福时光 　　回到他们认识的1990年，那时候，张伟平已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北京经营自己的航空食品和医药生意；张艺谋则是国内外关注、风头正劲的第五代导演。他们认识的当晚，张伟平开着自己的夏利车送张艺谋回家。要知道，在那时候的北京，有一句流行语叫：“要拉蜜，开夏利”。开夏利，那可是富人的标志。 　　两人在车上一见如故，聊得甚为投机。张艺谋当时专为艺谋，生活能力很弱，衣食住行都很随意。张伟平说张艺谋是他见过最能吃苦的人，此后他就经常约张艺谋出去下馆子，满北京体验“舌尖上的中国”。几年下来，这一对哥们儿的交情越来越厚，几乎无话不谈却很少谈电影，因为张伟平对电影知之甚少。 　　有一种说法是：经营航空食品的张伟平曾不止一次地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张艺谋把手续未全、不能从正常渠道出国的电影胶片运到国外参加电影节。“那些都不算什么。”张伟平并没有否认这一传说：“首先是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更容易看清楚对方，那个时候建立的友谊是最牢固的。” 　　1995年，在拍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期间，张艺谋和巩俐传出分手的消息，轰动海内外。张艺谋感情生活受到重创，作为好友的张伟平自然多加劝慰。可令张导最没想到的是，失去巩俐后，海外的投资商对他也失去了信心。在1996年一次平常的见面中，张伟平得知他的新片《有话好好说》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当场就爽快表示： “这片我投了！”张艺谋以为他是一时冲动，但他很快就把2600万的投资款划到了剧组账上。 　　2600万，在1996年的中国，对一个个人来说，那绝对是天文数字；即使放到今天，也不是个小数。张伟平为哥们儿义气慷慨解囊，令人感动，后来他曾略带悲壮与自豪地说：“当时除了我，谁还能真正为艺谋着想，站出来义无反顾地支持他的电影？”相信沉默寡言却心思缜密的张艺谋对此也是刻骨铭心，感同身受。 　　《有话好好说》赔了1800万。失败让张艺谋十分内疚，但也让张伟平认真研究起了电影：“这件事情让我们反思。第一，有全明星阵容不一定有好票房。第二，必须开始打造张艺谋的个人品牌。” 1997年，由张艺谋取名的“新画面影业公司”在北京成立。成立新画面的目的，就是要投资张艺谋的电影，打造张艺谋的品牌。用张艺谋自己的话说：新画面就是张艺谋专卖店。 　　新画面开张拍戏，理性开始占据上风。1998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和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类型都是文艺片，演员全部起用新人，他们希望以这种小成本的投入来挽回此前的损失。二人的合作模式也由此形成：“我这个投资人有两本从不过问：剧本和账本。”张艺谋说。“《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共投资了3000多万元，最后留给我的是21麻袋白条。因为拍摄地都是偏远的农村，根本没有发票。我到现在也没有打开过。”张伟平回忆说。 　　这两部作品里没有一个大腕，却分别在柏林和威尼斯电影节上捧回“银熊”和“金狮”，成功地在海外奠定了张艺谋的导演品牌。张伟平认为：“中国观众知道一部电影中最重要的灵魂是导演，是从张艺谋开始；大家开始关注导演，我觉得最早应该是《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 　　有个插曲是：《一个都不能少》还拉开了张艺谋与知识界的冲突的序幕。当时的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批评，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给雅各布的一封信》，高调宣布退出戛纳。这封公开信成了新闻上了中央电视台，也激怒了一直对他充满期待与同情的知识分子。北京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