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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出版活动与出版思想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本着“以扶助教育为核心”的出版理念，主持并参与了众多的出版活动。他在经营商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出版经营思想。张元济以教育和文化为重任的改良主义救国立场，使他在时代的革命洪流中走出了一条独特、成功的个人道路，也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张元济；辛亥革命；出版家；出版思想；改良主义 　　 　　张元济（1867年~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902年受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在加盟商务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张元济将出版事业和教育理想结合在一起，孜孜不倦地经营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诸多方面引领了中国出版界的潮流，并确立了一系列标准，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一切都与张元济的出版理念及经营思想分不开。张元济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改良主义者，他进入商务时，正值近代中国社会和政局由维新改良向民主革命过渡的动荡时期，而且身处中西交流频繁、革命思潮活跃的上海。但他却一直远离政治潮流，全心经营出版，并且大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出版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张元济的出版理念：以扶助教育为核心 　　张元济作为维新运动的参与者，与许多主张“变法”的知识分子一样，渴望通过改良来寻求中国的富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培养人才、开启民智的认识，认为只有改进和扩展国民教育，才能为变革和发展提供适宜的文化环境与精神人格。他的这一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肯定。 　　1902年初，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后，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张元济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这使得他在经营商务印书馆时要努力地去平衡文化性和商业性，力求使二者达到统一。张元济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商务印书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经营原则：不出不赚钱的书刊，不出与时事政治相冲突的书刊，不出品格低下的书刊。 　　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 　　张元济的出版生涯前期与辛亥革命时期①有较多重合，这段时间是张元济出版活动和出版思想从萌芽走向成熟的阶段。在社会思潮泛滥的上海，他既未轻易调整自己的改良立场，也未因革命潮流而忽左忽右地变化，而是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与文化需求的理解来确定出版方向。其带领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图书和期刊，既符合时代变化的需要，又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具有持久的知识和理性价值。这也正是张元济坚持温和的文化和教育改良理念的结果。 　　教科书出版。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后，首先就是抓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他力荐蔡元培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牵头开始编纂新式教科书。蔡元培担纲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工作，聘请爱国学社的教员蒋维乔任国文编辑，吴丹初任历史、地理编辑。1903年蔡元培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亲自担任编译所所长，聘蒋维乔为常任编辑员，并由蒋介绍庄俞编地理、徐隽编算学。而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则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讨论决定。《最新国文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10册，高等小学8册。《最新修身教科书》包括初小用者10册，供高小用者8册。[1]此外，为了使教科书能够被有效地应用，还编辑了十种教授法、三种详解、十三种中学校用书以及师范学堂用书等。除了小学教科书之外，张元济直接参加组织编校的教科书还有供女子学校使用的女子教科书、共和国新教科书以及单级教科书等。 　　报刊出版。张元济积极主持和参与各类报刊的出版活动，从早期对于《时务报》的关注，到后来主持参与出版《外交报》、《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等旨在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系列报刊，都体现了他通过普及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来实现变革的革命意识。 　　在南洋公学期间，张元济与蔡元培、温宗尧、赵从蕃等开始创办《外交报》。张元济在该报的《叙例》中提出了“文明排外”的理论，称：“……盖人之生也，无不以自利为宗旨者；国之立也，即无不以自利其国为宗旨者，是以有凌侮劫夺之事。凡以凌侮劫夺人为事者，例不以见凌侮劫夺为怪，是以彼我之间，荡荡然无界畔、无契约，缘隙生事，罄竹不胜书。及其迭经自然、人为之两淘汰而残存于兹者，渐趋知力平等之势，又以经历既多，识见渐澈，知前者凌侮劫夺之为两不利，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两利之术，于是人与人有伦理，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2]该理论还被张元济定位为《外交报》的办报宗旨。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盲目排外、野蛮排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要提倡文明排外。《外交报》共有论说、谕旨、文牍、译报等8个栏目，主要介绍各国的动态等国际知识，是当时社会了解国际的一个重要窗口。《外交报》最初由杜亚泉的“普通学书室”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