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国》和《边城》东方情爱文学双璧.docVIP

《雪国》和《边城》东方情爱文学双璧 　　中图分类号：1206；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5—0093—04 　　沈从文和川端康成作为中、日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审美主义艺术表现特质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创造了他们一生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情爱小说经典：《边城》和《雪国》。因此，对这两部具有东亚现代文学经典意义的文学名作的研究是对中日现代小说及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为两个未曾谋面，亦没有直接思想和情感交流的现代作家，川端康成和沈从文的相同或相似是他们共同具有的“东方情结”。作为两个差不多同时走上文坛的东亚作家（均起步于1920年代初），他们初登文坛时所面临的文学问题及他们与生俱来的文化素养，确乎存在某种隐在或显在的相似性。就沈从文而言，当初他来到北京，强烈的求知欲望却未能把他引向某种实用技术的学习途径。置身北京这座自由之城，文化之都，沈从文所怀有的不是经国济世的“宏伟抱负”，而是创造文学艺术的“浪漫理想”。如其所说： 　　（我）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需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那么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 　　融“情感”和“理性”于一炉，以文学创作“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正是沈从文文学生命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根源。因此沈从文说：（我是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来到城市用人教育我……即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挥霍的形式”。“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川端康成亦以为，文学的生命在于它的纯粹性。尽管“随着科学文明的发达和社会的复杂化”，“大众文学”必将取代“纯文学”居于文坛的主流和中心，他认为仍然需要一种“纯文学精神”。他说：与美术、音乐相比，“更切近时代、人生的艺术”是文学。“纯文学的主流，正是同一时代最具生命力的文学。”在他看来，“纯文学是大众文学的故乡或目的地”。“如果说，大众作家拥有艺术良心，这良心便是纯文学。凡是大众文学中体现的精华，无一不包含于历来的纯文学中。即便将来成为大众文学的一统天下，纯文学精神也必定延续于它的生命之中。”“纯文学永恒地呼唤自我现象、人生、社会与作家。只要世界尚存，纯文学精神便不会灭亡。” 　　尽管二者的表述不尽相同，但热衷于自我的、生命的、纯粹的文学精神却极其一致。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川端康成，生活在与历史的文化氛围和时代气候相呼应的东方文学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既相异又相似的在本质上具有超越性的现代文学成就。《边城》和《雪国》就是一对在形态和质地上都具有惊人相似性的东方现代文学奇葩。 　　就沈从文和川端康成而言，无论是为着追求一种生命的意义或可能而创作，因而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时局下“谨谨慎慎???地为20世纪的中国献上一首“人性赞歌”，还是为着表现一种“纯文学精神”，面对20世纪处于战争狂热中的日本民族冷静而孤绝地献上一曲融传统与现代于一炉的“美的颂歌”，二者在当时来说都显得极为倨傲，又极其不合时宜。应该说，就其文学地位和意义而言，他们的成功并不在于当时，而属于历史和未来。 　　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如是说：“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在沈从文看来，“多数人”的知识和生活，都仿佛离他笔下的世界太远，“他们不需要这种作品，这本书也就并不希望得到他们。” 　　在写于1934年的《文学自传》中，川端康成也说：“我不像无产阶级作家那样拥有幸福的理想；我没有孩子，亦不能成为守财奴；同时，也看见成名后的空虚。我所有的，只是恋情。那是我至关重要的生命之纲。”“对我而言，人生、现实抑或文学统统没有把握。我是一个可怜的幸福之人。”“我从来不曾主动地探究或接近那种真实与现实，而是游历于虚假的梦幻之中，继而趋向死亡。……至少，我是想尽量写些令人厌恶的事物。可是有评论却说那也很美，真是令人难堪。”1968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