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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我们国际化成长 　　一个半世纪之前，卡尔·马克思分析欧洲工人运动具有国际化趋势的原因时曾经断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日开始的。因为正是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突破了民族与地域的壁垒，导致全世界范围的商品交换和全球性经济贸易关系的发生。如今，正是由于有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全面参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进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和完整。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不仅使其自身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也为缤纷多彩的世界注入了鲜明的中国色。 　　公务员的新标准 　　70多岁的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和经济专业教授大卫·贝恩正在讲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肇始及走向。台下聚精会神做着记录的，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黄金集团等机构的50名厅局级干部。 　　这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国际金融体系与现代金融管理”专题研究班上的一幕。“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没有国际化眼光，那就一定不是高水平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说，“所谓国际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指无论做什么都要把我们的工作水平与国际一流标准相对照。” 　　如果说高学历、高业绩是中国“十五”、“十一五”期间检验党政干部，尤其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两大标准的话，那么，进入“十二五”，国际化将成为中国党政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新标准。 　　在不久前出炉的2012年成都市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中，“提升国际化水平”成为广大干部“充电”的重点内容。事实上，在中国沿海地区，选派年轻干部到国外学习进修已不是新鲜事，长三角和珠三角许多地方的新晋升官员都有在外留学半年以上的经历。近年来，重庆、甘肃等西部省市同样加大了干部“留洋”的力度，所学的内容也更加因地制宜，包括公共管理、环境保护、旅游管理等。 　　现为中组部“一把手”的李源潮曾是“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第五期学员。该项目于1998年启动，每年选送12名年轻的高级干部到哈佛大学进行2－4周的培训进修，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个高级别的官员出国培训项目。 　　2002年，??组部提供给哈佛大学面试的名单上有29个人，全部是由各省省委组织部推荐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其中，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榜上有名。不过，此次项目只能有12人能最终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尤其到最后一关，29名“精兵强将”中仍将有17名被淘汰掉，淘汰率高达60%，足见竞争之激烈。 　　在培训国家领导干部的整体计划中，要培训数以百万计领导干部，并把数以万计领导干部送往国外，而首选的目的地就是新加坡，这不仅基于两国关系良好，也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借鉴作用”。李源潮曾说：“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不仅是因为新加坡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新加坡愿意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发展、帮助中国培训领导干部，而且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 　　从近百年来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国际化始终是大国崛起的主要手段。中国要成为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也离不开国际化。“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国际化水平，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崛起进程。 　　国际化意味着规则化 　　有人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化行动。那么，什么是国际化？是英语的普及？是环境的改善？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现代化都市的建立？不，这些都不足以代表国际化，真正的国际化就是规则化。直至今天，中国从清理法律法规、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到确保国有企业独立、出台《反垄断法》，从未停下努力的脚步。 　　2000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出台《适应我国加入WTO进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安排》，列出时间表，明确哪些法律法规应加快制定，哪些应加快修改。“入世”之前进行如此大规模法律法规规章清理，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 　　全程参与清理工作的国务院法制办副司长徐志群回忆说，“那次清理真是非常重视，大家玩命地干，没有节假日。所有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研究后打报告请示，仅行政法规清理留下的档案资料摞起来都有两米高。” 　　曾任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的龙永图认为，我国在十年间制定的超过19万件市场承诺的法律法规取得了巨大成就，“（入世）10年来，中央政府共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律法规19万件，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商业环境更加开放，企业竞争意识进一步加强，市场意识、法制精神和知识产权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中国企业过去从心理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国的政府从整个产业的角度考虑，要跟他们做一些工作来说服他们去应诉。现在，随着中国企业的力量逐渐强大，中国企业积极应诉的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变化。中国企业也逐渐意识到能够利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