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雪》中历史谜团.docVIP

《沁园春·雪》中历史谜团 　　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脍炙人口，但其中隐藏着的重大历史秘密却至今鲜为人知。 　　创作时间不是1936年2月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在这里，毛泽东没有明说创作这首词的具体时间，但《毛泽东年谱》指出：1936年“２月上旬遇大雪，作《沁园春·雪》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诗词为媒，毛泽东与柳亚子》一书更进一步界定了具体日期：1936年2月6日大雪纷飞，“皑皑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毛泽东为红军东征观察黄河渡口，2月5日到达离黄河仅有20余里的清涧县袁家沟，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触发了毛泽东的壮志豪情，7日晚上，“毛泽东奋笔疾书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沁园春·雪》”。 　　但历史事实并不支持2月说。 　　先看西安事变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童小鹏所著的《军中日记》：1936年2月7日，“天气又一天一天转热起来，平日行军时总冻得手红脚疼的，今天一点也不冷，走路时已穿不住大衣了。”日记用“热”而不是“暖”来形容气候，可见当时升温升得厉害。8日的日记又说：“午饭后即追随队伍，路漫得要死，走五十里，真走得痛苦至极。当时红一军团的干部童小鹏参加东征，正在陕北延长附近行军，由于道路化冻而行走艰难。可见当时不仅没有下雪，更因天气的持续转热，连道路的结冰也融化了。 　　再看当年关于红军东征的电报。据《毛泽东年谱》1936年２月３日记载：“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秦邦宪、邓发：‘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 　　无论是当年的日记还是电报，都足以证明1936年2月7日前后所谓的“大雪”并不存在。 　　再看2月中下旬的黄河。童小鹏2月14日的日记记载：“天气已一天热似一天，似乎有点像春天的光景。”2月21日上午，童小鹏渡过黄河，并在这天日记里记载了他眼中的黄河：“约莫两百米宽的黄水荡漾地流着。两岸因是层层的岩石，故四面并不宽阔，水的两边还残留着一些尚未坍完的冰，且有一些冰块正在摇摇摆摆地随着水流下去，又夹着不急不慢的流水声，好??是表示它洋洋得意似的。” 　　《毛泽东年谱》2月21日记载，毛泽东这天“从河口东渡黄河。”2月24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请速动员绥、清、延、延四县赤先队迅速过渡，拆毁堡垒，发动群众保护渡口。”电报又是“过渡”又是“保护渡口”，身在黄河边上的毛泽东显然知道黄河依然在奔腾，“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情景自然也无从谈起。 　　完全可以断言，经过1935年暖冬的陕北，在1936年的早春二月，即使偶尔春寒料峭，也已经完全缺乏创作《沁园春·雪》所必需的寒冬腊月气候背景。 　　创作地点不是高家洼塬或石楼 　　毛泽东当时究竟身处何地对北国风光作实景描写？ 　　2月上旬说认为是在清涧县的袁家沟或高家洼塬。确实，袁家沟顾名思义不是高地，完全缺乏居高临下的视野。高家洼塬位于清涧县城东，海拔千余米，在平均海拔1000～1500米的黄土高原上属于矮个头。当时毛泽东如果真站在这样的“塬”上，虽然根本“望”不到长城，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附近的黄河，因为他就是专为视察渡口而来。即便可以尽情遐想“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但面对奔腾的黄河水，又岂能视而不见，竟然落笔“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因此，认为袁家沟或“高家洼塬”就是《沁园春·雪》诞生地的观点显然难以立脚。 　　还有文认为是在山西石楼。据《毛泽东年谱》2月23日的记载：“到达距石楼四十里的张家塔。九时，致电徐海东、程子华：‘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二十时，致电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二十一时，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二十四日来张家塔一叙，把所有报纸杂志和敌情材料带来。”当年的电报证明22日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在石楼。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24日致电周恩来：“敌有四路总攻计划，大战在即，我们准备一切。”可见东征的进攻刚刚开始，战略要地尚未得手，敌军的反扑迫在眉睫，作为前线总指挥的毛泽东忙于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在胜负未知之前，怎么可能具有登上高山赏雪作词的悠然自得与闲情雅兴。更何况长征刚到陕北的红军人困马乏缺衣少食，立足未稳、前程未卜，毛泽东又岂能傲视群雄，以“风流人物”的今朝胜利者自居。因此，认为石楼就是《沁园春·雪》诞生地的观点同样难以立脚。 　　可以断言，无论是陕西清涧县高家洼塬还是山西石楼，都不可能是《沁园春·雪》的创作地点。 　　构思的真实地点是在空中 　　《沁园春·雪》有两个关键特点，是正确解读诗词诞生于空中的钥匙。 　　第一特点是鸟瞰。众所周知，对风景写实的诗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决定其视角，从而左右其文字的运用。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表明作者是在仰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