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萝卜头”家人交往.docVIP

我和“小萝卜头”家人交往 　　日历刚翻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国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一部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发行，很快在中华大地引起轰动，上海更是盛况空前，不仅书店书卖光，图书馆书借光，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将一本书拆开来，分头借给多人同时阅读。我刚大学毕业，分配在新民晚报文艺部任记者，而且分工联系图书出版等条线，上述情况都是我亲眼所见。 　　有一天下午，我接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工作人员、也是新民晚报通讯员邵杏生的电话，说有一位女同志来书店买《红岩》，而且声称是书中“小萝卜头”的姐姐……。放下电话我立刻跑步去书店（当时新民晚报在圆明园路50号，距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很近），想当场采访，可惜此人已走了。 　　原来，这位妇女专门来书店要买《红岩》，营业员告诉她，书早就售完，但印刷厂正在赶印，不久即可上架供应。可这位女同志还是不肯离去，而且表情严峻，眼眶湿润。营业员感到奇怪，就问她还有什么事？她这时已经泣不成声。她说，书中有她父母和小弟的许多事情，他们三人都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小弟年仅8岁。她表示一定要买到《红岩》，不仅自己看，还要自己的子女阅读，教育子女向外公外婆和舅舅学习…… 　　营业员被感动了，书店里其他顾客也围拢过来，书店领导也来了。经领导研究决定，把书店橱窗里唯一一本《红岩》样书取下来无偿赠送给她。她双手接过书，连声道谢，鞠躬而去。 　　这位女同志就是《红岩》小说中宋绮云、徐林侠夫妇的女儿、“小萝卜头”姐姐宋振西，当时在上海市市内电话局党委组织科工作。 　　知道大概情况后，我立刻又赶到位于福建中路的上海市市内电话局采访。 　　宋振西热情地接待了我，她除了讲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买书的事，又详细讲了她父母的革命生涯，讲了她父亲早就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名义上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实际上是我党在西北军的党代表，国民党特务当然不会放过他。她还讲了当时还健在的兄弟姐妹情况，其中有一个弟弟在新疆一个公社任党委书记，一个姐姐叫宋振苏，在北京工作。不久前宋振苏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我的弟弟“???萝卜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引起强烈反响。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被国民党杀害的宋振西父母和小弟三人都追认为革命烈士，给健在的兄弟姐妹都享受烈士子女待遇，各方面都非常照顾，大家生活得很好。 　　离开市内电话局，早已华灯初放，繁华的南京东路上人来人往。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今天的景象是无数先烈们的鲜血换来的呀！我在马路上的面摊上胡乱吃了一碗阳春面，在办公室里连晚写稿。 　　第二天一早，我把稿件交给文艺部领导李仲源（中原）审阅。老李一口气审查完毕后连声说：“好事，好事！”他亲自把稿件交给版面编辑吴崇文，请他立即发排，当天见报。老吴很快看完后也觉得很好。于是两位老新闻工作者当场一起研究，共同给文章定名为《她来买〈红岩〉的时候》，当天在第二版头条发表。 　　午后，社长赵超构和总编辑束纫秋两位老前辈看到报纸大样，分别打电话给老李，称赞这篇新闻点子抓得好。老束还亲自到文艺部来，见到我，我站起来让位给他坐，他立刻双手将我按下，同时说：“今天你这篇稿子很不错。青年记者就要这样成天泡下去，动腿动脑动笔，千万不能懒，一懒就一事无成，坐在办公室有什么新闻？”他对中原说：“我事先没有看到这篇稿子的小样，如果早见到小样就把它提到一版见报，现在大样已拼好了，为了赶出报时间就不去动了，老李你看呢？”老李见总编辑这样决定又这样谦虚，还有什么话说，连声说：“不动，不动。” 　　后来老束又在有关会议上提到这件事。不久，这稿又被评为红旗稿（当时报社内部开展的评比活动）。 　　文章发表后，报社不断接到读者来信来电，询问有关情况。市内电话局更是应接不暇，宋振西更是经常被许多单位邀请去作报告。《红岩》小说引起轰动，“小萝卜头”这样的鲜活人物在小说中写得很生动。特别是一大批革命者，在1949年11月在解放大军逼近重庆的隆隆炮声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连一个8岁小孩都不放过。人们对反动派的憎恨，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热爱，形成鲜明对比。 　　时光又到了1964年国庆节后不久，我接到宋振西的电话，说他们兄弟姐妹在建国十五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相聚在首都，这也是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团聚。她问我是否有兴趣采访？我当然不放过这样的机会，立刻赶到她单位去采访。 　　宋振西姐妹们现在都有工作，都有了下一代，都很幸福，但都忘不了父母和小弟。他们时而大笑，又时而泪流满面。他们在北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有说不完的话，更有对亲人的怀念，他们对党和政府给予的照顾，非常感激。 　　我把这些写成文章后，被晚报副刊《繁花》的负责人唐大郎、陈振朋要去在副刊发表，并且连载三天。为了此事，唐大郎还半真半假地跟李中原打招呼：“对不起了，我抢了你们的生意。”李中原笑着说：“我希望你多找阿杨写稿，我才不吃醋呢！”他们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