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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巿
叶澜 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上海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职。先后出版由个人独立撰写或与他人合作编写的著作、译著等9本,发表论文40余篇。曾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等。获政府特殊津贴,被授予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等。
我被邀作上海市名师讲坛的首批成员,实出意外且不敢当。接到通知后曾推却过,因为按“名师”之“名”来看,本人还不够,但被主办单位明确告之不能推却,于是我只能从“名师”之“师”的角度,找到似乎可以让自己安心登上这个论坛的理由。我出身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从小时候跟着父亲上学起,就对教师这职业有了一份尊敬,天天看到许多小朋友对着父亲喊“老师好!”,童时的我心中也添了一份自豪与羡慕。这种情感日积月累,稍懂事后就下决。已当老师。高中毕业的化妆晚会上,我装扮成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冲的瓦尔娃娜;在报考大学的志愿表上,我毫不犹豫地把六个志愿都填了师范大学,并且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作为第一志愿。当时的主导动机是:我既然喜欢当教师,就要当一名出色的老师;要当出色的老师,就必须学习和研究教育的学问。我还清晰地记得42年前这一选择如愿时的欣喜。此后,我与教育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教育系的学生到教师,从青年教师到老年教师,一步步地走过来,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过去了近40年。与此同时,自己对教师职业的认识,也随着年龄、阅历、时代与职业实践的积累而不断变化。但无论怎么变,我对这一选择不仅无怨无悔,而且十分庆幸。我已深深地体会到:教师,是一种使人类和自己都变得更美好的职业,是一种使每个从事并愿尽力做好这份工作的人,不断去学习、充实和发展自身的职业,是一种不仅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且具有内在尊严与
就这样,我从寻找今天可以登上讲台的资格开始,进而找到了今天想与在座同行交流和讨论的话题——关于教师职业的内在尊严与欢乐。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好情,但实际上很实在、还很值得我们,尤其是今天在座的老师队伍中的校仅者深思的问题。它关涉到教师职业价值的问题,关涉到社会尊师和教师自尊的深层依据问题;也关涉到教师群体的职业自我意识问题。我们每个正在当教师,以及还将继续当教师和可能选择当教师者,都需要自问:为什么我选择当老师?我想,只要有可能,人人都会期望找到一种能给自己带来尊严与欢乐的职业。所以,它可能又是我们大家有兴趣和有话可说的问题。
一、历史的反思
一种职业是否具有尊严与欢乐,具有怎样及何种程度的尊严与欢乐,一方面与职业本身创造的价值及其劳动性质相关,同时也与社会对这种价值、性质的认同与需求状态相关,还与从事这一职业群体的职业自我意识,以及他们用自己的事业实践创造出的社会职业形象相关。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同一种职业,这三方面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与关系,而且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历史时期,这三方面虽相关但并不完全一致。可见,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历史的眼光。
联系到教师职业,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总体上具有“尊师重教”和维护“师道尊严”的传统,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过起伏。但是,如果再深入地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几千年来,对老师职业价值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社会功能上。所谓的‘尊师’,主要只是看重这项职业承担的社会功能。简单地说,“尊师”只是为了“重道”和重“教化”。
中国先秦儒家中,苟子是明确提出“尊师”之说的代表人物。他把教师的地位提到与天地、先祖及君主并列的高度,言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①苟子认为教育具有教化人的作用,强调:“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②古代先秦儒家的教育名篇《学记》,则把师与道的关系概括表述为“师严然后道普,道尊然后民知敬学”③,并进一步提出‘咱B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④把当教师与仕途直接联系起来了。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韩非,干脆用“法”代替“道”、以“吏”代替“师”,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⑤的鲜明主张。虽然,法家所说的“法”与“吏”大不同于儒家的“道”和“师”,但是儒法两家关于教育者在治国、重道、教化、强法中的工具价值的认同却是一致的,而且法家用直接等同的简单化方式,更清晰地体现了教育者对于统治者的社会工具价值。
可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大儒身份并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对教师职业价值认识之基调是一致的,即强调“师”对于“道”的工具价值。虽然他们所持的“道”各不相同,也并不都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道”、日常生活世界上所实践的“道”相一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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