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史学思想的研究引言和结语.docVIP

《钱穆史学思想研究》引言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钱穆一生的学术活动涉猎十分广泛，学术思想也不局限于史学，但是，史学却是他一生治学出发点和立足点。自30年代以《刘向歆父子年谱》（1930年）、《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成名史学界和学术界后，到1990年8月于台北去世，他六十余载的学术生涯留下近60部著作，[1]其中史学著作约占一半。另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2]他是中国近现代著述最丰富的史学家之一，史学代表作有《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朱子新学案》、《国史新论》、《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中国历史研究法》、《学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和《古史地理论丛》等。钱穆的史学和学术著作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史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现代史学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钱穆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上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留下了丰富的史学著述和建立了独特的史学思想体系，还在于他走着一条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吸取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来建设中国近现代新史学的据旧开新道路，其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主张以温情和敬意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史学领域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为旨归和价值趋向的各派史学进行了批判，反对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中的各种形式的民族、历史、文化虚无主义。他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态度与方法，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主张以史学来经国济世和复兴民族文化。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依然有着旺盛和强大的生命力，世界历史的发展也表明，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按部就班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元现代化模式是不足取的。钱穆的史学思想在今天愈益显示出学术和思想上的意义和价值，它为如何更好地建设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新史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资鉴。再者，钱穆主张以史学来阐明中国民族文化的真历程、真面目与真精神，以史学来阐发、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爱国爱民之心，复兴中华民族。他终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历史研究的中心，其民族文化生命史学为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探索走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今天，钱穆的史学思想还透显出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系统和深入研究钱穆的史学思想既有史学学术价值，也有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他的史学活动和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史学界的两大主流，即以进化论史观为理论基础、以西方科学和民主为方法和价值趋向的史学和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理论和方法的史学不合拍，为此，很长一段时间他被视为一个文化守旧派乃至封建文化卫道士而遭到冷落与批判。对钱穆史学思想的研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同时，与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地位和贡献相比也是很不相称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和港台及海外学界对钱穆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薄弱，仍处于起步阶段。已出版的14本著述（包括学术专著、评传、传记资料、纪念文集、论集等），没有一部是全面系统地论述钱穆史学思想的，仅在一些著作的部分章节论及钱穆的史学思想。在我目前搜集的190多篇文章中（包括《钱穆传记资料》、《钱穆与中国文化》、《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钱穆印象》一类的文集、纪念文集、传记资料等所收的文章），论及钱穆学术思想的110多篇，其中以论述钱穆史学及史学思想为主的70多篇。另外，一些传记性和纪念性文章也涉及钱穆史学及史学思想。各时期对钱穆史学及史学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如下（有关著述详见钱穆史学和史学思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1949年以前讨论和评述钱穆史学及其思想的文章约11篇。除4篇是与钱穆讨论子学和经学等古史研究的文章外，其余主要是针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和《文化与教育》两书的评论。此外，当时的一些学术专著或文章也对钱穆史学及其思想有评述，如顾颉刚的《中国当代史学》。由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以西化价值取向为主导，所以，对钱穆史学及其思想赞誉者有之，但批评和反对者居多，他主要被视为一个文化守旧派乃至封建文化卫道士。其中既有崇尚西方科学和民主的史学家和学者，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客观地说，中国近代各种西化的学术文化思想流派及其主张有它们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同程度的历史作用，它们对钱穆史学思想的批判也不乏正确与合理之处。但是，不可否认，对钱穆史学思想一味进行否定和批判又未必能站得住脚。 　　1949年以后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大陆发表有关论述钱穆史学思想的文章3篇，也有一些史学史和史学概论的专著提及钱穆的史学思想，如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受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影响，这些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