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镇碑林对地方史作用跟影响.docVIP

东镇碑林对地方史的作用与影响 东镇庙是千百年来，封建王朝祭祀的重要场所，因受到官方的重视，自然引导了方间民众的信奉。前往东镇庙使礼的除了代表帝王行礼的朝廷大员，有德行的文学之士，有突出贡献的重臣或廉吏等，方才有机会进行代祀“东藩”。各级地方官员，如路、省、行，总管府、知府，临朐及周边的州县等行政长官，除了作为陪祭、迎送参与皇家御祭之外，还要亲自组织有司春秋致祭。以上所述是作为官方有定制的活动，同时还有许多地方官员以私人身份出访的活动。除此之外，历代文人雅士和社会民众拜谒和游历沂山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对东镇沂山的礼拜场所在东镇庙，东镇碑林如同一幅历史长卷，鲜活地记录了一串串历史史实，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研究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东镇碑刻对地方官职谱系的影响 第一节　金元碑刻对官职谱系的影响 由《沂山石刻名录》中查证金元时期的碑刻有４５通。自金承安五年至元至正十年，现存庙内古碑　　通，其中残碑　　块；遗传碑文　　篇。碑文中除了金时的《不数里》残碑外，其它碑石均为代祀或修庙碑记。金元碑刻记述简捷，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史实，对于研究皇家祭祀礼仪提供了重要依据。 东镇碑林中的金元碑石虽然较少，但能够准确反映各个历史事件的发现过程。特别是在碑刻中注重了对祭祀路线、祭品、礼仪等细节的描述。较多的刻记了主祭人、陪祭人、助祭人以及相关参与祭祀人员的官职和姓名等重要信息。，这些重要史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上层管理机构、官阶设置，以及地方官职谱系的考证，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金元时期碑刻中所记述的地方官员，大多数未被地方志所录载。 金承安五年的《代祀东镇记》记述了青阳留侯天子册付益都统军（仆）散昭武对东镇东安王之祠使礼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当时临朐县令薄察昭武等人陪祭，临朐人进士胥从简记录了在祭祀时意外获鹿的嘉应之事。因此，这块碑又叫“获鹿碑”，现存东碑廊中。文中所记青阳留侯天子是指“　　”。 关于益都统军（仆）散昭武，在碑文中对他的官职记述的较为具体，“以东方之帅致祭于东镇之神，位实相亚――”。（仆）散昭武是当时益都路的军事首长，但此人在《益都县图志　官师志》中没有记载。 同样是金承安年间，现存碑林中的《不数里》碑中在碑文的最后落款中有“――骑尉权县事完颜（克寸人宫）立石”。碑石中还提到两个重要的人物。其中一位是“兵马都总管判官，兼提举学校常平仓事、飞骑尉、赐绯鱼袋刘　奎”。另一位是“提举常平仓事，上护军金源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完颜古堂”。由于相关资料的缺失，无从对三人进行详细考证。 元大德二年所立《大元增封东镇元德东安王感应之记》碑，详细记录了十余位益都路、临朐县的时任地方官员，但大多未被地方志所传记。 此次的主祭官是必（者）赤扎剌儿（）那怀、朝列大夫治书侍御史（）德。地方上的迎接官员是益都路（山东）宣慰使司宣慰使塔察尔儿、中奉同知叶儿威里广威、副使潘铎。这三位奉迎官员在地方志中鲜有记载。 碑文正文中记有“本路官监郡真不花、推官韩礼、知事邵蔚”。真不花当时的官位是“朝列大夫、益都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府达鲁花赤、管内劝农事”。真不花是益都路的军政最高长官。韩礼的官位是“（）务郎益都路总管府推官，相当于地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真不花、韩礼和知事邵蔚，在《青州府志》等史料中均未查到。 在碑文落款中还记写了十五位官员和两位提领、两作头。 “少中大夫、益都路总管、兼府尹、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兼管内劝农事　木撒”。 “定远大将军、益都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管本路诸军奥鲁　阔伯”。 “明威大将军、同知益都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　赵庸”。 “奉直大夫、益都路总管府治中、兼管本路诸军奥鲁　沙合不丁”。 “承直郎、益都路总管府判官、兼管本路诸军奥鲁　常恒”。 以上五位均为益都路的重要官员，除常恒在《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查到后，其他均未记载。 所记临朐县官员和其他小吏还有：“临朐县司吏滕（）、主簿兼尉陈良、县尹张璘、达鲁花赤长兴，府学正马骧，本路译史张德贞，府吏季荣祖、郭景良、许思贤。总府监造前（）事同判官王润，本路石匠提领卢铸、曹碧，本县作头彭端、樊就”。 其中阔伯的官职是益都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关于“副达鲁花赤”这一官阶，在《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记有“益都路副达鲁花赤一人：帖木耳　益都路达鲁花赤。（见至正十二年临朐大砚山创建戍楼碑。按《百官志》无副达鲁花赤之名。附此，待考。）由以上记载可知，撰写该志时，未对阔伯进行收录。在地方上确有“副达鲁花赤”的官职，在益都路至少曾有两位副达鲁花赤，而不是一位。 《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对马骧的引证为“见大德二年临朐封东安王碑，又见六年驼山降御香碑阴”。 元至大四年（１３１１年）《临朐县达鲁花赤祭春记》碑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