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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产权边界优化与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 一、引言：一个典型案例 一天，在银行人民币私人汇款柜台，一名员工向主管开了一个玩笑：什么时候由他个人承包人民币私人汇款业务，他要求，超出预定任务多收取的邮电费和汇费扣除成本后，按月提成作为个人奖励。主管想了想，这个主意不错，如果人民币私人汇款以邮电费和汇费作为基数下达任务的话，应该可以考虑。你看，承包之后，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主管也省心，能多完成任务多提成，也为银行多创利润，利银行员工，利国家出资人，何乐而不为呢？与其业务平平淡淡发展，不如大家痛痛快快干一番。既然主意不错，主管也就开始前期工作，考虑到权限问题，首先去说服行长。行长怎么回话？这个主意是很好，不过难度也不小。因为难度不小，这件事也就一直拖着，遥遥无期，不知道何时会是个尽头。 从这个案例，基本上可以看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现状。随着国际国内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有商业银行的活力日益低下。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普遍缺乏活力？如何激发，乃至长久保持国有商业银行的生机和活力？这两个问题已经严重地摆在关注国有商业银行前途的每一个人面前。我们试从以上的案例出发，从合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回答这两个问题。 二、作为金融（金融论文）企业，国有商业银行是财务资本产权与人力资本产权之间的一组合约 上述案例中，承包是一份合约，一份以银行的名义与员工签订的业务收益分成合约（张五常，《佃农理论》）。分成的对象是扣除成本之后的业务收益，分成的依据是拥有人力资本产权的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在经济学意义上，产权是财产当事人对于财产进行有关自由选择的一组权利义务关系（张五常，《经济解释》），这一组有关自由选择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该财产的产权边界。在一定的产权安排下，产权所对应的游戏规则将引导当事人在产权边界内，进行自由选择，充分运用财产，以实现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人力资本产权是员工对个人的人力资本，进行有关自由选择的一组权利义务关系。案例中，以承包合约的形式确定了银行员工的人力资本产权边界，而承包合约，仅仅是国有商业银行各种各样合约中的一种。推而广之，产权经济学有一个结论，企业本身就是人力资本产权和财务资本产权之间的一组合约（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由此，从产权的角度看，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家金融企业，它实际上是国家作为出资人提供的财务资本产权和员工提供的人力资本产权之间的一组合约。 三、国有商业银行目前产权安排下的“囚徒”困境 一种产权安排，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国有商业银行的最高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前身是国有专业银行，为了战略的需要，国家把国有银行定位为政府的一个附属部门，是政府的“大会计（会计论文）”和“大出纳”。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国家已经把国有商业银行定位为金融企业，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自然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最高目标。当然，国家也可能借助于国有商业银行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或社会目标，但这决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最高目标可以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因为，如果为了满足政府的施政需要，国家完全可以把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造为国有政策性银行，或者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以市场合约的形式委托国有商业银行办理政策性业务。 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产权安排是：国家是财务资本出资人，政府受国家委托享有法律意义上对财务资本的完整产权，并不时根据自身施政的需要，超出作为出资人的身份，越出法律法规所确定的财务资本的产权边界，随意干预银行的经营管理。历史（历史论文）上，由于国有银行是政府的一个附属部门，它所需要且普遍实行的可以说是“国营”的产权安排。而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已是法律意义上的金融企业，但其目前的产权安排仍然具有非常浓重的“国营”色彩。在目前的产权安排下，国有商业银行不是完全市场化意义上的“企业”，它是国家与银行员工之间一组不完整的合约（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囚徒”困境，是国有商业银行目前产权安排的必然结果。两名“囚徒”，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压力下，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由于互不信任，往往会独自选择“坦白”的对策，以求得从单个“囚徒”来看是“从宽”的处罚；而不选择共同“抗拒”，因为没有证据而无罪释放，虽然这可以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往往无法做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目前产权安排下，顺着“国营”产权安排的历史惯性，政府基于施政的需要，不时干预银行的经营管理，必定限制，乃至剥夺了银行员工就其人力资本所作出的种种可能选择，必然以侵犯银行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产权为代价，从而造成事实上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