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谪文学毕业论文.doc

浅谈中国古代贬谪文学 【论文提要】：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以政治为轴心，突出的表现为经世致用，为国分忧。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就必定会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中最为奇特、有趣的当属“贬谪文化”。本文着重探究士人在贬谪的特定情境中的生活状态及其精神表现，透析其在理想和现实中窘迫、与自省的痛苦求索和精神裂变，探讨贬谪文学特征和反映的问题。 【关键词】：贬谪心态特征；贬谪文学特征；贬谪文化成因；反映的问题 一、贬谪心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崩溃，新秩序诞生，士人被社会变革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从此与政治结缘，以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学而优则仕、投身宦海成为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逐渐成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态。但宦海有不测风云，贬官士人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牢狱之灾。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统而观之，其人生大致演绎了从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最后归于悲观主义的悲剧，其心态也经历了从希望到期望终归于绝望的过程。在上述过程中，贬官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贬官士人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就古典社会中士人所接触、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人们常常笼统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当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明代顾宪成也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如王禹偁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 （二）贬官士人在理想受挫后内心很容易就产生一种愤激的情绪。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许多贬官士人都是异常悲愤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历史、现实与人事，纠结攀援着难以化释的艰苦、不幸与灾难，令人不平则鸣，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由不得已而后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三）贬官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时常流露一种避世的淡泊情思。许多士人曾遭到多次或者长期的贬谪，有的竟然死于贬所，如著名文人张说、李邕、王昌龄、刘长卿、韩愈、苏轼、王禹偁等被贬都在两次以上；刘禹锡长期被贬在外，自云“二十三年弃置身”，苏轼则大半生都是在贬所度过的，60多岁的时候还被贬儋州（今海南）；上官仪、李峤、苏为导、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更是在流贬地赉志而没的。贬官士人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 （四）儒道的影响令贬官士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徘徊。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两难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于是两极化的世界成了历代士人们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和不适意，但真正贬官了又会为不能出人头地而郁郁。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由此而产生了士人们普遍的焦虑。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情。 （五）贬官士人始终怀有心有不甘的痛苦。杜甫《旅夜书怀》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一语中的道破了所有贬官士人的心声：文学上的成名并非他们的本愿，官场上的失意却是他们终其一生耿耿于怀的遗憾。仕途困顿，心动情发，借语言作为工具进行述怀，是一种缓解内心压抑的无奈选择。其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秉性和欲凭借缚鸡之力扭转乾坤的性情很难改变，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于天下国家和世道人心的的关怀，就无法忘怀世道人心，痛苦便无可解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抚枕不能寝，振衣独长想、叹人生，哀乐转相寻，今犹昔。就是在那些栏杆拍遍、拔剑击柱的壮怀激烈里，也莫不伴随着一种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长叹息。白居易中年以后放弃早期为民请愿的拾遗风采走上道家的退隐之路，内心也是充满着矛盾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