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牛仔裤之都新塘之衰.docxVIP

新塘之衰这其实是个烂摊子。去年4月的一天，李志祥（化名）站在破旧、凌乱不堪的民居内，看着两个车工和十几台二手衣车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一年前从他的朋友阿成那里接手来的牛仔制衣厂的所有资产。阿成经营了不到半年，资金周转不开，打算遣散几十个工人，然后关门。李志祥起初很犹豫不决，他在制衣业唯一的经验，是10年前通过姑父的关系在一家制衣厂当了3个月车工。“你把工厂接了，我还有四个档口（销售摊位），接的单可以维持你的生意。”阿成游说他。李志祥最终决定冒险一试。但是命运跟李志祥开起了玩笑。两个月后，因为订单数量始终没有增加，阿成的四个档口难以为继，全部关掉。自己赔了20多万。对于李志祥来说，那更是噩梦的开端。工厂失去了所有加工订单的来源，在这个依靠人际关系建立的产业生态系统里，李志祥没有任何优势。“那个时候是脑袋发热，以为前途光明，哪知是一片黑暗。如果能想象得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怎么也不可能去接手。”李志祥告诉《环球企业家》。原因是，李志祥赶上的并不是好时候。中国工厂生产廉价商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李志祥接手的这家工厂，隐藏在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一栋普通的四层民居内。每层100多平方米。一层已出租，二三层是缝纫，最高一层是裁剪和办公室。李的工厂最值钱的资产，是二三十台衣车。新塘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牛仔裤之都。类似这样的工厂新塘有5000家左右，每年生产8亿到10亿件牛仔服装，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这相当于中国60%的产量，并贡献了全国出口量的40%。它们被运往世界各地，摆在Polo、CK、MUDD等国际知名服装商的货架上。这样的故事你并不陌生。在过去20多年间，许多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南方小镇无意间成为许多产品的全球制造基地，如果你驱车行进于那些高等级的公路上，路边层层叠叠的户外广告牌会不断提醒你已经到了何处：灯具、钮扣、电钻、皮鞋……可能还有很多产品你此前从未听说过。在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这位一流经济学家在1990年初第一次定义了产业集群的概念：在某个狭小地理空间中，会像磁石一般在短时间内吸引到一个产品的所有供应链制造商，从而具有其他分散生产方式不可比拟的运输及采购低成本。不过，波特也警告说，外部威胁（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以及内部僵化（过度合并、卡特尔式的垄断形态、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将使之失去竞争力。新塘这样的南方小镇模式正在走向衰败—虽然它会倔强地将这一变化称为转型。虽然它侥幸逃过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击，但原材料成本和用工成本已上涨到想以想象的程度：棉纱的价格已翻了一倍，即使开出月薪5000元的工资也难以招满工人。痛苦的磨蚀在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摧毁着这些南方小镇的经济安全。在新塘的一条颇有国际化风情的小街上—许多作坊式工厂会把它的产品出口国的国旗图案喷印在残旧的玻璃窗上，一些小工厂已接近停工和关门。海外订单已大幅减少，偶尔掉下来的订单也几乎无人问津：仅有每条几分钱的加工利润让许多代工厂不愿接单：如果出现质量残次，最后的结果甚至是赔钱。现实是，替代新塘的地方还没有。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本更低，但产业成熟程度和规模都无法和中国相比。“服装公司应该警醒，因为‘一次性服装’的日子结束了。”驻香港的行业分析师阿特金斯说，“他们这些年来总想花少量的钱，获得更多利润，掠夺中国的生产线，现在开始尝苦果了。” 出路？许多代工厂已转做内销—为淘宝这类网上商家生产高仿真的名牌牛仔裤。曾经从东欧各国攫取下世界牛仔裤制造之都称号的新塘，快成为全球牛仔裤的仿冒之都了。旧世界从广州到增城新塘客运站，一下车就会被摩的司机团团围住。摩的是当地主要的运营交通工具，它们的后座上大多铺着牛仔布，这似乎在提醒你，你已来到了一个被牛仔裤包围的世界。在新塘商会会长湛学驹的印象中，牛仔裤产业发端之前，新塘只有8万人左右，整个小镇也只有解放路、建设路等6条马路，每条不到10米宽。新塘镇临近广深交通要道，是广（州）佛（山）都市圈和深（圳）、（东）莞都市圈的交集区域，107国道穿过整个镇区。与东莞隔着东江相望。1980年5月，新塘镇政府与港商黄林合作，办起了新塘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新塘镇制衣厂。1981年公社企业又与港人温炳良合作，开办勤昌制衣厂。有服装制造就需要有洗漂，一个香港老板在大敦村那边办了洗漂厂。1982年，新塘镇又与港商黄国雄合作，办了金冠制衣厂。黄国雄财力雄厚，引进一系列先进设备，各式衣车达430多台，年收入580万港元，远销欧美日本，名声大振。这家工厂为后来新塘发展民营企业打下了人才基础。此后，新塘的牛仔制衣厂四处开花，带动了全镇夹纱、织布、纺线、纽扣、衣车、衣针各产业的兴起，配套慢慢齐全。2002年，新塘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服装协会评为“中国牛仔服装名镇”。最为鼎盛的2004年前后，如果走进新塘牛仔第一村大敦村，马路上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