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地区农业政策变迁与农地制度改革的经验.docxVIP

中国台湾地区农业政策变迁与农地制度改革的经验过去60多年时间里，农业产业在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地位，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产业为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固奠定了扎实基础，为工业起飞提供了原料供给、劳动力与资本原始累积。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产业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台湾当局制定了合理的农业发展战略，并在推动农村土地制度阶段性改革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在当前中国大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关注文化同根同源、资源环境较为相似的中国台湾地区，系统总结它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1 农业扶持工业阶段与第一次农地改革(20世纪50～6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台湾地区百废待兴，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后，也需要稳定的环境和充沛的物质资源支持。在此环境下，促进台湾粮食产量增长、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但此时，台湾农地多数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地主收取不合理的高额地租，严重影响了当时台湾当局的施政目标，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中共推行的土地改革成效也给国民党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冲击，进行农地制度改革也就成了台湾当局当时的首要选择。 1.1 农业经济恢复阶段 此阶段，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之一便是推动农地制度改革。农地制度改革的实施主要在1949-1953年实行，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实施“三七五减租”政策。1949年台湾当局发布了“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开始实施三七五减租；1951年台湾当局正式实施“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并组织了耕地租佃委员会协助政策推行。第二阶段实施“公地放领”政策。台湾当局于1951年开始实施“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和“台湾省放领公地开垦荒地救济失业办法”。将当局所拥有的公地出售给农民，以耕地农有制替代公有租佃制。第三阶段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台湾当局于1953年1月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及“台湾省实物土地债券发行条例”，开始在兼顾地主生计的情形下采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私有农地的产权移转，使更多佃（雇）农拥有自有耕地。到1953年年底，通过3个阶段的农地制度改革等措施，台湾地区总共征收放领耕地13.9万hm2，创设自耕农户19.5万户，自耕农占农户进一步增长到了改革后的67%左右[1]。这一政策既帮助了佃农取得耕地，激发农民发展生产积极性，又使地主获得了相当比例的水泥、纸业、工矿、农林4大公营事业的股票，促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资本家，更起到了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的良好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配合第一次农地制度改革和恢复发展农业农村经济，1952年台湾当局颁布“改进台湾省各级lsquo;农会rsquo;暂行办法”，确立了此后“农会”的基本功能属性与制度框架。在暂行办法指导下，台湾“农会”作为当局扶持下的农民合作组织，积极配合台湾当局实施肥料换壳、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应用推广等政策的落实，帮助台湾当局维护并扩散农地制度改革成效[2]，成为台湾当局管理农村地区不可或缺的基层单位。 1.2 农业培育工业阶段 1953年起，台湾当局提出“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发展战略，连续5次实施《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一方面，在美国的援助下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改进各产业领域的生产技术与设备；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加强关税保护和进口管制，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并将其销往农村地区，拉动工商业发展。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农业主管部门通过道路、灌溉排水设施、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基础设施场地建设，通过农作物品种改良、作物病虫害与畜禽疾病防治、化学肥料施用推广等技术改良，通过农业试验研究与推广体系建设，通过农民组织改造、统一农贷创设等一系列政策和技术革新，有效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3]。与此同时，台湾当局通过持续实施“肥料换谷”“田赋征收实物”及“随赋收购稻谷办法”，使农业生产剩余有效转化为工业资本，并通过出口稻米、甘蔗、香蕉、凤梨、洋菇等优势农产（加工）品赚取外汇，再用赚取的外汇购买了工业生产迫切需要的机器设备及原料等[1]。 由于政策措施得当，台湾地区农业农村经济在1953年左右就基本得到了恢复，达成了充分供应粮食和稳定物价等政策目标。台湾地区农业更是在1953-1968年迎来了发展黄金期，农业产值从102.9亿新台币(1新台币约合22. 33元人民币，2017)增长到了488.8亿新台币；粮食产量也出现了长达16年的连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5.2%[4]。而在农业产业培育下，台湾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始加速成长，工业经济增长率年均超过10%．GDP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平均超过9%[5-6]。台湾地区在60年代完成了从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