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文集体意识.docVIP

浅谈北宋诗文反映的集体意识 “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七十岁达到的境界，是他毕生人格修炼的浓缩体现。“随心所欲”是就个体独立而言，不逾矩则要求个体和谐地融入集体，他不是高高在上，遗世独立的山野遗贤，也不是依附于集体的蝼蚁。回看那些乖张的时代反叛者，他们连同时代都已成为历史，但他们足迹不灭，精神永存，成为后来人困惑时的清醒剂，痛苦时暂憩的灵魂家园。生命得到了文明的补给，即使流浪，也有力量。 宋朝时一个爱思考的王朝，在民族危机激烈的大背景下，宋人承担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同时，他们也不忘内省，保全自己的品格和灵魂。他们依毅然放弃了唐朝少年式的气冲牛斗的情怀，开始像中年人一样进行成熟地思考，关于自己和民族的命运，关于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而要讨论北宋文人的集体意识，我想先从魏晋南北朝那个乖离的时代说起。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敏感的文人们在频繁的战争和改朝换代下，最容易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从建安文学到正史文学，文人们越来越伤感悲观了。于是干脆就放浪形骸，叛礼背俗，表现出强烈的不合作态度。因此那个时代，那些人物就显得乖戾地近似非人。且莫说阮籍的穷途之哭和他那么多的怀古诗，那个时代的张狂，文人们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只嵇康的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就足以显现。 魏晋风流最终铸成了历代士大夫的精神家园——陶渊明的桃花源。个体不再是乖戾地接近半神，对世俗悲观到彻底绝望，进而放浪形骸，纵情声色。而是像一个淳朴的农夫，自在地经营着他的田地，他的桃花源。 乱世最终走向了统一，历史的车轮滚进了隋唐。翻开唐朝的画卷，几乎都是不可一世的年轻人。从初唐四杰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陈子昂，从红颜弃轩冕的田园诗人孟浩然到边塞诗人高适、岑参，从自比王侯的王翰到至君尧舜的杜甫，唐人个个生龙活虎，气薄云天，乃至连体弱多病的诗鬼李贺也要收取关山五十州，而所有的骄傲和精华孕育出盛唐的谪仙——李白。 李白的洒脱无拘，天马行空的自由个性是从魏晋就开始酝酿的个体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气象高度升华的产物。 到了宋朝，边患不断，民族危机重重。宋朝士大夫们不再像唐人那样意气风发，自信地那么不可一世了。宋人不会得意时就“仰天大笑出门去”，失落时也不会“好收吾骨瘴江边”。宋人和宋诗文都体现出一种健朗，一种不夸张的宣泄，一种极平和的中庸。 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昭君的不幸“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满是对红颜飘零寒苦之地的惋惜。同是写昭君，王安石却写到“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虽然也不免为昭君惋惜，但那不是尽情抒发，没有底线的感伤，而更多注入了哲人式的思考。昭君不是唯一的不幸者，比起孤独的终老汉宫，也许留下胡地未尝不是一种选择。王安石将昭君的命运置于千万个不幸的宫女中，痛苦得到了缓解，悲剧得到了升华。 还是面对历史人物，对西汉的政治悲剧人物贾谊，李商隐写道：“可怜夜半虚席前，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而到了苏轼那里却是截然相反的论调，在《贾谊论》中苏轼批评贾谊改革操之过急，无隐忍之心，又不能容于集体。“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在苏轼看来生于文帝时代尚不能实现政治抱负，那他也太挑剔，太特立独行了。 虽然说这是苏轼早期作品，不免有刻意求新之意，但从中仍能看出宋人强烈的集体意识和不放大个人得失的生存智慧。 再看欧阳修的这首《戏达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是典型的宋人心态，他们不是一味沉沦，满腹牢骚地对待这个世界，也不压抑自然的情感表露，他们不卑不亢，平和中庸，不再那么任性，从而也就多了几分澄明和自省，成熟和淡定。 宋人的这份超脱与成熟，旷达与从容，在逆境中依然坚守的精神在苏轼那里最终得到了完美极致的演绎。苏轼是宋人集体精神和个体意识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收割了宋朝中年人的理智与成熟，并把它推向了令人绝倒的高峰。那篇旷世奇作《赤壁赋》（前）是苏轼深邃思想的自问自答。个人与集体，与宇宙之间的矛盾让他困惑极了。他想纵一苇之所知，浩浩乎如凭虚御风，可是那个儒家的他搅得他不得不去想人之为人的责任。而当他投身于世俗的洪流中，却发现个人是如此渺小，任何功绩最终都会变为历史，像那西望夏口，东望武昌的曹操。于是他不禁伤感到只能渔樵江渚上，侣鱼虾友麋鹿了。可他立即就认识到这种彻悟的残忍了，和天地之永恒比起来，个体确实只如朝菌，可和这仅有的一次生命比起来，永恒不也黯然失色了吗？“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完成了苦难的超脱，个人和集体在他那里握手言欢，嬉笑着走进了历史，他成为了中国人心中的文学偶像。滋养了一代代后来人。 罗素说“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