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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美学观的道德根基综述 　　20 世纪英国批评家 C.S.路易斯的美学观可称为一种“他者性”的美学观。他在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泛滥的现当代批评界，坚守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约翰逊、切斯特顿等为代表的“伟大的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核心传统”，坚持“善确为一种客观实在，而理性是得以把握这一客观实在的官能”，并从这隐含超验在场与客观价值在场的道德前设出发，衍生出降服、隐匿主观自我，承认并敬重各类“客观他者”的阅读、批评与创作理念。质言之，读者、批评家或作家在从事各自的阅读、批评与创作活动中，都不以个人自我或时代自我为中心，而是自觉相信、尊重和接受一个超越自身主观意识之外的他者世界——读者自我之外的文本世界、作者意图，作者自我之外的读者意识、文化传承，个体之外的人类群体，当下之外的古代意识、历代传统，语言符号之外的真实具体的意义所指等等，使阅读、批评与创作皆成为自我与他者的真实相遇事件。 　　一 、路易斯美学观的道德根基综述 　　路易斯美学观的这一要旨植根于他的道德哲学思想，该思想集中表达于他的一本小书《人的消解》（The Abolition of Man）。《人的消解》正文不足百页，却被誉为“进入路易斯整个文库的必由之径”。 　　作者在书中以翔实的例子和雄辩的论证，以诉诸人们“常识”的“冷静、清晰、理据充足的呼吁”，道出了20世纪末的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以多部皇皇巨著论述的德性理论的先声。路易斯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念：所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追求都基于一种终极的、客观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源头，即西方传统上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都以不同方式表述的自然律（Natural Law）、传统道德（Traditional Morality）“、实践理性的第一性原则”（First Principles of Practical Reason）“、第一性常识”（First Platitudes）等。在同一时期写作的《纯粹的基督教》（1943）中，路易斯明确将它界定为任何理性的人都天生地、内在地秉有的是非对错的根本观念，即人们能“真正地从内心认同的有关公道的做法，或正当的行为，或道德，或随便你叫什么的某种法则或规矩”。换言之，路易斯相信，宇宙间有一种“超乎人类一般行为事实之上和之外的东西，一种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东西——一种真实的律；它不是我们任何人造出来的，但我们却能时刻感觉到它在迫近着我们”。出于对这一“自然律”的承认，路易斯认为我们必须接受一种“客观价值信条（doctrine of objective value）”，即相信“关乎宇宙是什么、我们是谁的这类事情上，某些表态确实是正确的，而另一些则确实是错误的”。 　　路易斯在此十分清楚地表明，“自然律”是一种客观、恒定的价值存在，不是人类主观自我的外在投射；它不因个体而异，不因族群心理、地域文化或时代变迁而异，而是超越时空、超越个体、当下与经验自我，但又紧密介入人生体验的恒存的他者。在《人的消解》中，路易斯特意取中国古代天道人伦观中的一个关键词“道（Tao）”为之命名，以表明它代表的是为人类各伟大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古希腊，古罗马、犹太-基督教、东方神秘主义、美洲印第安文明等等——所共同认识、尊奉、仰赖的核心价值观。在与《人的消解》同一主旨的《主观主义毒害》（1943）一文中，路易斯又表示，这一恒存之道也可指柏拉图所说的“处于存在另一边”的“绝对、恒常的善”，以及向这一终极之善靠拢的“诸种善的观念”。但他用得最频繁、最一致的词还是“道”。据路易斯自己所言，这一“道”字取自孔子的《论语》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句。但笔者认为它兼具儒家之“道”的现世伦常性，与老子的不可“道”之“常道”的玄妙性，乃至约翰福音开篇“太初有道”之“道”的超验性。 　　然而，自启蒙主义之后，尤其到了20世纪，西方世界逐渐摈弃了客观价值之“道”，路易斯所说的“主观主义毒害”侵入西方政治、道德、宗教、科学、教育，乃至审美判断各个领域。路易斯指出，从彻底“废弃传统道德”的尼采式伦理，到纳粹德国的第三帝国的“正义”观念，从将人与大自然抽象化、数据化从而达到科学分析与权欲征服目的的科技理性主义，到面对一道瀑布、一部艺术作品时“只是说说自己感觉而已”的审美观念，这一切究其实，都是对人类社会那天赋的“善”的实在性观念的泯灭，对亘古以来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真假、义与不义等普世性客观价值之“道”的取缔，其后果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也就随之被消解了。路易斯一方面对失“道”的西方文明前景发出忧心如焚的预言，一方面坚守他的“古老西方传统”，坚持恒存的客观价值之“道”不仅是道德判断的根基，它还是知识与审美价值判断的源头。他在《人的消解》结尾处明确指出：“在为价值辩护的同时，我也特别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