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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和课题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码: ___________） 　　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界，有关社会分层问题和反贫困问题等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但是如何开展对城市下层社会的调查和研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近年来从事了有关城市贫困层、征地农民、城市外来民工等的有关调查，在这过程中并涉略了中国城市社会学史中的一些相关研究。在这儿，笔者试图对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作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展开对城市下层的社会学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早期社会调查中的城市下层研究 　　1，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会和外籍教师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 　　中国20世纪初期的城市社会调查是与社会学的传入及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教会学校。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创立社会学系，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社会学系。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上海杨树浦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相当发展，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劳工问题，基督教青年会遂进行了一系列城市劳工以及其他问题的调查。一些教会学校的教师也主持、组织了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形成了一个社会调查运动。早期的社会调查多由外国传教士或外国教师主持，在调查内容的选定和方法的运用上受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主要的城市社会调查有：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了“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人力车夫的调查，拉开了中国早期社会调查运动的序幕。 　　1917年，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狄德莫（G.G.Dittmer ）指导该校学生（当时清华大学设有社会学课程，但尚未设社会学系）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作了调查分析，其中汉族人100家，满族人95家，职业包括工人、农民、车夫、军人、木匠、理发匠及少量学人等。 　　1918－1919年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J.S.Burgess ）和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等仿照美国茹素斯基金会所组织的春田调查（spring field survey ），在北京进行了一项较大规模的城市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北京的社会状况，涉及到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项目，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北京：一个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 ）。 　　1924年，基督教会的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中外教师的带领下，对济南市社会概况进行了调查，包括济南市的历史、地理、人口、行政管理、公共事业、地方财政、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娱乐活动、娼妓、工业状况、生活水准、住宅、慈善事业、教育体制、文化和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妇女动向、家庭状况、基督教活动等方面，内容可谓相当全面丰富，调查结果以《济南社会一瞥》为题于同年用英文发表。 　　2，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家从事的城市问题调查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学者也已经开始作一些小规模的社会调查，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及对沈家行的实况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等。初期的调查多侧重于对农民工人生活费用的调查。 　　自20年代始，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人主持的调查感到不满足，据费孝通教授回忆，“（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博尔（即S.D.Gamble，也译为甘博）、布济斯（即J.S.Burgess ，也译为步济时）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费孝通，1999，p32）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逐步形成和教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成立，中国社会学者也开始有条件作自己的尝试。他们致力于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组织、主持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当时主要的调查机构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