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与弗恩格斯.docVIP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月中—3月5日 1872年以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到现在为止，总委员会都一直认为应当完全避免发表任何关于国际内部斗争的言论，而且也从来没有公开回答过两年多来国际某些会员对它进行的公开攻击。 但是，如果说，当问题还只局限于几个阴谋家玩弄诡计，有意力图在国际和某个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国际抱敌视态度的团体[注：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之间制造混乱的时候，总委员会还可以继续保持沉默，那末现在，当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历史的概述。 一 总委员会在巴黎公社复灭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资产阶级、各种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正以公社的活动为借口来对巴黎的战败者大肆进行最卑鄙龌龊的诽谤的时候，公布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2]，宣布自己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甚至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也不了解，遭到失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对于总委员会说来，这种情形的证明之一就是，它的两名委员，即公民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了总委员会，宣布他们完全不同意这个宣言。可以说，宣言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公布为统一工人阶级对巴黎事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在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英国的大报刊中找到了非常强大的宣传手段，因为国际以这篇宣言迫使它们参加由于总委员会的不断反驳而继续进行下去的论战。[3] 公社流亡者大量来到伦敦，使总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救济委员会，使它在八个多月中一直履行这个完全不属于它的一般责任范围的职能。[4]不言而喻，战败了的并遭到驱逐的公社社员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的援助。至于工人阶级，关于援助的要求是在他们也很艰难的时刻提出来的。已经有大批流亡者来到瑞士和比利时，需要给他们以支援，或者帮助他们转移到伦敦去。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募集的钱都送到瑞士去了。在英国，以新堡事件[5]为决定关头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紧张斗争既耗尽了工人个人缴纳的会费，也耗尽了工联的基金。这里顺便提一下，按照章程的规定，这些会费和基金也只能用于工会斗争的目的。然而，由于不倦的活动和通讯的结果，总委员会募集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每周加以分配。美国工人最广泛地响应了它的号召。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的想像中，国际财务处拥有千百万巨款，要是总委员会能够把资产阶级的想像慷慨赠予国际财务处的这笔巨款变成现金，那就好了！ 1871年5月以后，一批公社流亡者被吸收为总委员会委员，以代替由于战争而离职的法国代表。在加聘的委员中有的是国际的老会员，也有一些是以具有革命毅力而闻名的人，选举他们是表示对巴黎公社尊敬。 除了这一切事务而外，总委员会还要为自己召开的代表会议进行筹备工作。[6] 由于波拿巴政府对国际的残酷迫害，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一事已无法实现。总委员会就行使章程第四条赋予它的权利，于1870年7月12日发出通告，宣布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7]与此同时，它写信给各个联合会，建议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从英国迁往任何别的国家，并要求就这个问题发给代表们以限权代表委托书；各联合会一致主张总委员会留在伦敦。[8]几天以后便爆发了普法战争，使得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于是我们征询各联合会的意见，它们就授权我们根据局势的发展情况确定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日期。 当政治局势一有了可能，总委员会就依据1865年代表会议[9]和在每次代表大会期间就组织问题举行的秘密会议的先例，召开了秘密代表会议。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欧洲的反动派正在过自己的狂饮节；茹尔·法夫尔要求各国政府，甚至是英国政府把流亡者当做刑事犯引渡给他；杜弗尔向地主议会提出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法案[10]，后来马鲁又把这个法案的伪善的赝制品奉送给了比利时人；在瑞士有一个公社流亡者，由于被要求引渡而在联邦政府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就遭到了审前羁押；对国际会员的迫害成了博伊斯特和俾斯麦结成同盟的公开基础，而且维克多－艾曼努尔也赶忙表示赞同反对国际的协议的条款；西班牙政府完全听命于凡尔赛的刽子手，迫使驻在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到葡萄牙去寻找避难所[11]；最后，团结自己的组织并接受各国政府向它提出的挑战已成为国际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时候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把大陆的代表交到各国政府的手里。 所有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的支部，都及时地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尽管不是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它的筹备工作仍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不言而喻，法国由于当时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