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8-刘伟章陈建国-县域经济发展内生性制度供给和社会资本网络重构.docVIP

县域经济发展、内生性制度供给与社会资本网络重构* 刘伟章 陈建国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内生性制度供给是转型期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县域内生性制度供给的非均衡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寻了转型期县域内生性制度供给非均衡的根源。研究表明，薄弱的民间个人社会资本、负效应的组织社会资本和强大的政府社会资本，以及三者之间的不对称性是县域内生性制度供给非均衡的根源。文章最后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转型期 内生性制度供给 非均衡 社会资本 一、引言 从古至今，县域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再次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充分表明权力中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 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转轨时期，即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双重转轨。[1] 其中，经济体制转轨是决定性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激励机制，它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 [2]，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压抑什么，实际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向，改变人们的偏好，影响人们的选择，激发或者制约人的能力的发挥。布罗姆利也强调指出制度供给的重要性：“新的制度供给的作用在于界定出一套有序的关系，以使经济活动中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稳定和可靠，从而增加人们对经济变化的预测能力以及为实行个人利益而进行选择的能力”。[3] 因此有效的制度供给对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显然是一个自然实验场，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可能是最纯粹和最巨大的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4]在中国特殊的转型时期，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生动有趣的强势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案例，也目睹了很多县级政府忽视民意、强迫民意，武断决策，以自身利益驱动和主观意志为中心肆意作为，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的恶制度供给行为。笔者认为，好政府与坏政府的解释是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不是深层次的。制度供给决不是某些县级政府代理人的品德、能力与意愿偶然决定的，而是各方制度供给主体相互博弈，共同影响的结果，蕴含着内在必然的规律。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这一新视角来阐释县域经济发展与制度供给非均衡性这一问题。 二、县域制度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 县域内的制度供给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外生性的制度供给，是对上级政府文件、指示、会议精神予以贯彻与落实的一些制度安排；另一个是内生性的制度供给，是根据过去和现在县域内广大民众的知识和相关经验积累为基础，以广大民众的实际制度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制度供给主体自发或自觉设计的制度安排。内生性制度供给至少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优势。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直接接触当地的个人和团体，能够及时了解来自个人和团体自发产生的创新意图及其新制度的预期收益，提供适应的制度供给；二是交易成本优势。新的制度供给一旦形成，便在局部范围内具有合法性和强制性，大大减少了微观个人或组织为达成一致而形成的高额交易成本，避免潜在有利的制度安排被扼杀在摇篮中；三是风险收益优势。相对于外生性制度供给而言，内生性制度供给往往带有局部性和试验性的特点，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利益驱动倾向，因而具有收益大、风险小的特点。四是执行优势。由于外生性制度供给的目标函数经常与实施对象的目标函数不一致，许多外生性制度供给“好看不管用”、“水土不服”，结果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比较而言，内生性制度供给具有天然的“本土气息”、“政通人和”，推行效率高。无疑，内生性制度供给是促进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 随着中央改革的不断放权让利，财政分权与竞争锦标赛等系列激励制度安排[5][6]，县级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力，通过强有力的制度供给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事实上，没有政府的，我们是很难理解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政策的设计者往往对政府的担忧。历史经验不断地我们，千千万万的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远比理性的“设计者”们更加“理性”，他们对发展的追求比设计者们更真切，对发展的道路选择比设计者们更富有创造性。控制的资源十分有限权威和风险官本位、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官僚主义政府垄断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自由表达利益要求、与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的建立、与弱势群体表达利益充分保障之间巨大差距政府政策公共性要求之间巨大差距不仅是对传统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突破，更是对既得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再分配，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与各种不适应，甚至招致某些部门、某些阶层因权力受损所形成的愤慨与仇恨，从而一旦稍有不慎，极易成为“谢罪”的祭品所谓不对称即不对。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