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华与文化东亚.docVIP

“文化中华”与文化东亚” (盛邦和) ”式的，但同时又是“民族”式的、“国家”式的、与尊重“传统”式的。 西方现代化“个人”色彩重，而东亚现代化总显示醒目的民族聚合与国家参与特征。东亚的现代化起步于“边缘”，其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至今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都在一种不平等的前提下求生存与发展。处在目下严峻的世界商战“战国”时代，一个后进东亚国家突入战场，必集合精锐的经济大军。引领这个“经济的大军”，组织是必要的，法制是必要的，渗透人心的国家利益追求是必要的。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文化中华”的说法，否其“中华文化”必使中华分裂；有其“中华文化”，才有统一的“中华”；弱其“中华文化”，必使“中华”弱化；强其“中华文化”，才有强大的“中华”。唯“中华文化”的升华，组合百战不殆的中华；唯民族精神的张扬，引领经济大军的征伐；唯经济之树的壮大，催动民主之花的绽发。 “文化”即指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传统既为“千年优秀传统”，又有“百年优秀传统”。我们的儒家、“诸子”、“阳明心学”等是一座思想宝库；我们的“五四”科学民主精神也是一座思想宝库。 ? 我们从千年宝库与百年宝库必可觅得对于现代化极具亲和性的宝贵支持。中国文化的更新、重构与升华，离不开对这两座宝库的开采与发掘。文化重构是对开采之物的“一体多元”的陶融与重铸。 我们对中国史学在民族聚合中所起的重要功能作充分肯定。我们愈益明确：“文化”，还包括对中国历史与伟大祖先的尊崇与礼敬，因同是炎黄子孙而同获民族的认同；因同有尧舜、大禹等伟祖先贤而共感民族的自尊。 钱穆主张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对本国历史应有所知，否则“只算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有知识的国民”，对本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要存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态度与钱穆一致。一民族失去历史，如一人之失去记忆；一民族没有哲学，如一人之丢失“灵魂”；一民族忘却先祖，如一人之背却血统。 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建立“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包括三要素：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文化。其中一个主题是尊重本族文化，使本民族变为适应新时代的“文化民族”。 这里有两个概念，“民族文化”与“文化民族”。“文化民族”即用已更新的文化传统再造民族的精神主体。有此精神主体者，为“文化民族”，无此精神主体者即为“非文化民族”。易言之，一民族有其文化传统，不保证其为“文化民族”，即用已更新的民族文化作为这个国家的精神灵魂，尽快地克服落后民族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精神空白、文化空白。 ? 从一民族国家表象看，经济与政治已经民族化，若其文化没有及时民族化，则不成其为一个真正的“文化民族”，经济与政治的真正民族化也将出现问题，现代化也将停滞不前。 以西方为例，所有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没有放弃本民族文化，对其态度不是舍弃而是更新后的“回归”。 以东方为例，凡达成现代化的国家与地区，民族文化都还保存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来崛起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足为显例。凡一个民族与国家要步入现代化的行列，都不可避免出现全盘西化（欧化）的短暂过程，日本与韩国等皆为如此，然而不久即着力本国文化的更新、改造与复兴。 “复兴”，不是简单的旧文化“回复”，而是传统文化经现代性改造后的新生再现。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曾经出现“全盘欧化”的思潮，但为时并不很长，接着出现的国粹主义思潮，是对上述思潮的反拨，其结果创造出日本新传统文化，渐次成为日本现代性民族精神。 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中国国粹运动，以至于延续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多种形式出现的文化建设与复兴思潮，也同具上述历史意义。章太炎自觉“天降大任”，一个无以推却的“天职”落在肩头：承续国统，光大国粹。他获得通明的生命憬悟，激发无限的激越之情，以至说：至于中国闳硕壮美之学，“而绝于吾手，是则余之罪也！”。 ? 然而，文化有新文化，有老文化；有农业文化，有工业文化；有中世纪文化，有现代性文化。继承与发扬的是新文化而不是老文化，是工业文化而不是农业文化，是现代性文化而不是中世纪文化。若要进行文化的继承与复兴，必须对中国老文化做彻底的清理与改造，在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展或者说是没有取得成功时，中国文化复兴将是一句空话。若是过早“回归”，中国的现代化将因老文化的拖累，无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将因旧观念的阻抗，就此击碎。 ? 历史百年一大圈！此非平面圆圈的循环，乃属高塔转梯的拔升。然而，站立新纪元的开端，回首旧世纪的起点，竟会发现令人惊讶不已的相似之处。以至于来路回望，会对新世纪的景象，不卜而知，豁然心亮。 ? 我们又一次面临如何进行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时代课题。对于中国的旧文化传统，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抱残守缺。中国的文化曾是“农业文化”，于既往的历史中发挥过作用，但当工业时代与市场时代到来的今天，其中的许多已不再适合时用。我们的文化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