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娟案（第二章 行政法渊源第七章行政立法和行政规定 第十六行政诉讼.doc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实践教学案例资料选编 【材料一】李慧娟案 （第二章 行政法渊源 第七章 行政立法与行政规定 第十六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遭遇法律冲突问题。在庭审中，就赔偿损失的计算办法原、被告争议激烈，原告主张适用全国人大2001年的《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70万余元；被告则主张适用1989年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其中第36条规定农作物种子必须由政府定价，以“政府指导价”计算只要赔偿2万余元。 面对摆在眼前的法律抵触问题，承办该案的女法官李慧娟在院审委会的同意下，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并在判决书中写了这样的判决意见：“《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 判决书中的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这样的表述“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严重违法行为。”2003年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只是尚未履行提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法定程序。而由于事件在舆论和专家、学者、法律界人士的关注下逐渐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和趋向明朗化，提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法定程序就一直没有进行。李慧娟也一直没有收到法院送达的任何书面处理意见。2004年4月初，院里电告她如果身体允许，希望她尽快回来上班。 【材料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 案件代理词：何海波 尊敬的法官们： 上一次开庭时，我作为一名旁听者坐在下面；这一次，我坐到这里为原告刘燕文申辩。之所以走上法庭，除了对刘燕文在诉讼中孤弱无援的处境的同情外（他因为付不起3万元的律师费，不得不以他那贫乏的法律知识独自对簿公堂），更重要的是，本案涉及的不光是一个刘燕文、一个北京大学，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涉及整个学位评审制度的问题。我希望借助法庭这一特殊的场合，与法官们共同反思和评价我国现行的学位评审制度。我希望，通过本案的审理和判决，不但能够给刘燕文他所渴求的正义，也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学位评审制度，推动行政法律的发展。 综合两个案件，刘燕文的诉讼请求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是博士毕业证书；第二是博士学位证书。我将分别予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刘燕文是否可以得到博士毕业证书？ 依照北京大学的做法，颁发毕业证书是以获得博士学位证书为前提的；刘燕文没有被授予学位证书，因而不能获得毕业证书。北京大学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它根据国家教委《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1995年2月23日教学〖1995〗4号）制定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1995年5月）。这种细则在行政法上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可以参照，但首先必须审查它的合法性。 那么，北京大学的规定是否合法呢？ 我认为，北京大学的规定既不符合国家把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分开的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章的具体规定。国家教委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颁发学历证书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可见，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并符合其它规定条件，就可以取得毕业证书；获得博士学位证书不是颁发毕业证书的必要条件。 诚如校方所言，北京大学的做法是考虑到博士研究生期间课程不多，博士生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应当用于学位论文的写作，对博士生的把关，主要是看他的学位论文；有“全国最高学府”之誉的北京大学本着对博士生从严要求的原则，规定不能取得学位证书就不能颁发毕业证书。我理解北京大学的良苦用心，但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也混淆了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两种不同证书的功能。良好的愿望还应当用合法合理的手段达成；北京大学欲从严治学，应当也完全可以探索其它的途径和措施。 综上所述，北京大学的做法不符合规章规定，不应予以采纳。根据刘燕文的实际情况并依据国家教委的规章规定，刘燕文完全可以获得博士毕业证书。请法庭判决北京大学给刘燕文颁发毕业证书。 第二个问题是：刘燕文是否可以得到博士学位证书？ 也许，关心此案的人们自然而然会问：刘燕文的博士论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