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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工作團隊內關係(Guanxi)與成員效能:價值觀契合與網絡中心性的中介效果
周麗芳 鄭伯壎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黃敏萍
元智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要
從Pfeffer(1983)提出了關係人口背景(relational demography)的概念後,西方多採取人口背景之相似性(similarity or dissimilarity)的角度來探討組織中的人際互動與效能。近來,許多研究者在體認到『關係』於華人社會的重要性後,便紛紛將『關係』納入相關的組織行為研究中。然而,多數研究都集中於正式組織中的領導行為、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交易行為,而很少注意到需要進行大量而密集互動之工作團隊。由於工作團隊是當前組織最重要的工作設計,以團隊為對象探討成員『關係』對團隊效能的影響,自有其理論與實務上的意涵。此外,過去有關關係的研究大多只探討關係(或關係人口背景)對當事人效能的直接影響效果,而甚少去瞭解究竟關係(或關係背景)透過何種機制,而對當事人效能產生效果的。
因此,本研究以33個團隊、210位團隊成員(不包括團隊領導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個人與其他團隊成員間之關係背景、關係基礎,對個人效能(包括工作滿意、團隊承諾、自評績效與上評工作績效)的影響效果,並瞭解個人與其他團隊成員間的價值觀相似性、以及團隊網絡核心性是否對此關係具有中介作用。
結果發現:(1)個人與其他團隊成員關係背景的差異愈大,則個人與其他團隊成員間的價值觀之契合度越低。(2)個人與其他團隊成員的『血緣』與『地緣』關係基礎愈多,會使個人與其他團隊成員間的價值觀愈不契合、在工作能力與信任網絡中愈偏離核心;反之,個人與其他團隊成員的『同業』、『過去工作』、『過去團隊』之關係基礎愈多,會使個人與其他團隊成員間的價值觀愈契合,且在溝通、信任、及親密性網絡愈具有核心性。(3)價值觀契合對關係人口背景與個人效能具有中介效果。(4)除了上評績效之外,價值觀契合與網絡核心性對關係基礎與個人效能(含合作滿意、工作滿意、團隊承諾、及自評績效)具有中介效果。
關鍵字:關係人口背景(relational demography)、(guanxi)、(values fit)、(network centrality)
華人工作團隊內關係(Guanxi)與成員效能:價值觀契合與社會網絡中心性的中介效果
前言
近年來由於技術、經濟、及任務型態等的快速改變,使得許多企業紛紛採用團隊的工作設計方式,以因應瞬息萬變的環境變化,理由是團隊可以讓成員彼此分擔工作負荷、互相交換意見、共同解決問題,比傳統的正式工作團體更適合於變化快速、生命週期短暫、複雜繁瑣的工作項目,Parker,1990; Wellins, Byham, Dixon, 1994)。因此,隨著團隊運作的重要性,研究者紛紛從各種角度、各種層次探討團隊績效與團隊中成員效能的影響因素,如組織結構(Gladsein,1984)、團隊領導(Kahai, Sosik, Avolio, 1997)、團隊結構(黃敏萍,2000;Stewart Barrick, 2000)、團隊組成(Earley Mosakowski, 2000; Watson, Kumar, Michaelsen, 1993)、團隊內互動(Barrick, Stewart, Neubert, Mount, 1998)等,不一而足。
其中,在團隊組成方面,從Pfeffer(1983)提出了關係人口背景(relational demography)的概念後,西方多採取人口背景之相似性或相異性(similarity or diversity)的角度來探討組織中的人際互動與效能。基本上,每個團隊都由不同人口統計背景、不同關係的成員組成,,(guanxi)作用在華人社會情境中的重要性,自然更不能忽視。換言之,在需要進行大量而密集互動之工作團隊中,團隊成員間關係(guanxi)可能會對成員間互動、團隊歷程產生很大的作用,進而影響團隊與成員的效能。因此,探討團隊成員與其他所有成員間的關係人口背景(relational demography)、(guanxi)在華人工作團隊中的作用,將是極為重要的。
然而,過去有關關係人口背景相似或相異對工作結果影響的研究,結論相當不一致(Riordan,2000)。Riordan(2000)(mediating mechanisms)的緣故。雖然也有不少研究指出在關係人口背景與效能間存有許多中介變項,但卻極少研究認真探討其中的中介機制。究竟關係人口背景與團隊效能的中介機制到底為何?McGrath的I-P-O(Input-Process-Output)模式認為在探討團隊效能的影響因素時,不能忽略團隊歷程(process)的作用。換言之,所有影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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