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待遇与社会保障-NUIGalway.DOC

平等待遇与社会保障 玛丽亚－特雷西亚·罗思雷尔 路得维格·波茨曼研究所，奥地利，维也纳 由于有关社会保障权利德一般法律框架和其他相关法律问题将在其他文件中得到讨论，我在本文集中分析与健康权有关的平等待遇的法律问题，并将其视为禁止基于性别和国籍而实施歧视的原则的例子。 非歧视原则不仅本身就是一项人权，因而在国际性和地区性人权条约中被划分在“公民权利”这类权利之内，同时，也在与其他人权的相互关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保持与其他公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相独立。此外，在联合国范围内存在着大量专门以反歧视维目标的人权条约。 基于性别、种族、人种、年龄、残疾、国家血统和其他因素的歧视使特定的人群在其生存社会中遭到排斥“同时加大了已经存在的对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不平等”。健康权由于其本身有对丧失能力的个人或因受到歧视而形成的社会不平等提供补偿手段的特殊性质，而成为对弱势和边缘群体至关重要的一项权利。因此，在获得社会福利和社会援助方面的非歧视原则是社会保障权利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例如在社会保障立法中的性别平等方面，特别是在个人根据劳动合同而缴纳社会保险金的情况下，就必须要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在劳动方面传统上存在着的角色差异。考虑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零工是由女性来承担的，或者说妇女完全不进入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而是照顾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保险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常常是有利于男性的。对上述差异的忽视可以导致间接的歧视。考虑到上述情况，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委员会根据第11条（1）（e）以及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根据欧洲社会宪章第12条（1） 要求成员国对其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审查，特别是有关非正式的雇佣的规定，以消除对妇女的不平等待遇，特别是以间接歧视的方式表现出的不平等待遇。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立法原本对男性与女性之间实施的合法区分可能由于时间的发展而呈现出歧视性，原因是男性与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状况也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在变化。这种情况通过人权委员会在个人申诉机制下做出的三个有关荷兰的社会保障立法的意见而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前面提到得三个案件中，其中有两个被委员会认定为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26条，理由是根据荷兰的社会保障立法，已婚妇女为了获得特殊的保险利益而必须证明她是家庭事务的“负担者”，而这一条件却不对已婚男性适用。 这不仅意味着非歧视原则的要求需要对现行的社会保障立法实施持续的审查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同时上述三个案件还可以被看作是国际人权法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规定的非歧视原则的重要发展，从而使后者被认定为应同样适用于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有的情形。 虽然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适用的领域内，基于性别的歧视能够得到经常的适用，但仍然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第26条所禁止歧视的各种原因同样也适用于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社会保障领域。例如，这体现在人权委员会对法国做出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决定，判定后者由于存在的国籍歧视的做法构成前述条约条款中所称的“其他状况”的情形而违反了条约。委员会认为法国基于法国军队中的塞内加尔士兵的养老金低于相同情况下本国士兵水平的做法违反了公约第26条。这一判例由于在其判决理由中认为在养老金方面区分国民于非国民的做法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使该决定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欧洲方面，一个有关奥地利的判例应当被提及。尽管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和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之间存在着区别，后者只在欧洲人权公约所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享有方面禁止歧视，但是，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在盖古素诉奥地利（Gaygusuz v. Austria）案中（尽管不是第一次）指出，只要第14条与另一个公约的实质条款存在联系就足以得到适用，而不需要存在对另一个条款单独地违反。在上述案件发生时，原告人是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移民工人，奥地利的法律没有保护该原告人获得社会援助的权利，该项权利在奥地利公民根据收入缴纳了最长期间的失业保险金后既可得到支付，从而成为一项个人享有的权利。法院认为，奥地利的做法同时违反了第14条所禁止的性别歧视和第1号议定书第1条规定的财产权保护条款，从而强调了获得紧急援助的权利本身具有财产权的性质。 关于通常是由国家承担的保障国民与非国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平等待遇的义务，欧洲社会宪章及其1996年经修订的文本对于社会保障（第12条）和社会援助（第13条）只具有有限的影响。上述两个条款都明确规定了平等待遇的义务，但其只适用于不同缔约国的国民之间。 关于欧共体法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平等待遇的规定，有两个指令应当予以提及。第79/7/EEC 号指令适用于法定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平等待遇，第86/378/EEC 号指令（被第96/97/EC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