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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卓越的国家实验室如何运行 　　编者按：我们今天刊发一位中国学者在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见闻。国家实验室是一个国家最高科研力量的“国家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国正在积极稳妥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 　　在中国科学界，国家实验室建设尤其受到关注。部分原因在于，科技部自2000年开始试点国家实验室的探索和实践工作，先后批准试点建设7个国家实验室，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实验室进入筹建阶段，但十几年后，这些筹建中的国家实验室仍未摘掉“筹”字，可谓一“筹”莫展。最近几年，科学界不少人士提出过对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建议。 　　--------------------------------------------------- 　　2016年1月至今，作为清华大学与斯坦福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后，我进入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大名鼎鼎的研究机构的运行。在这里，我的具体工作是利用先进光源设备，研究储能电池材料的机理。 　　在科学界，LBL几乎相当于“卓越”的同义词。作为美国国家实验室之一，与之相关的荣誉灿若星辰：13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15位科学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勋章，1位科学家获得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70位科学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我的合作导师、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沈志勋先生一次与我谈话时提到，LBL的运营模式在美国国家实验室中极具代表性。他的这句话使得我对国家实验室的运营模式有了特别的关注。 　　国家实验室是不是“金饭碗” 　　正如人们所知，国家实验室作为一种世界通行的科研基地形式，兴起和发展于二战前后，围绕着国家使命开展基础性和战略性科研任务，通过多学科交叉协助，解决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问题。 　　国家实验室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在xx年和xx年先后批准建立了15个国家实验室，然而基本仍都处于筹建状态。 　　直到今年1月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科技部部长万钢提出，2017年将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在重大创新领域启动组建国家实验室。在我的理解中，这意味着今年中国的国家实验室将要挂牌，要摘掉“筹”字的帽子。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关心的是，我们的国家实验室到底如何运营？每年能拿多少经费？我们这些人能不能用上国家实验室？ 　　恰巧，3月份，我所在的先进光源实验室接受美国能源部的考核，以邮件形式向所有实验室相关人员披露了《ALS向美国能源部提交的汇报材料》。结合我的见闻，我想谈谈我眼中的国家实验室运营机制。 　　和众多初到者一样，我一度对LBL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关系感到困惑。LBL隶属于美国能源部，但有意思的是，美国能源部并不实际参与实验室的运行工作，而是由加州大学负责管理。LBL的主任由加州大学董事会任命，并向加州大学校长报告工作，约20多名能源部雇员进驻LBL，行使联邦政府对LBL的监督工作。这就使得LBL在管理上，摆脱了行政力量的过度乃至盲目干预，而相对独立地依据学术规范进行专业运营。 　　这种管理模式使得大学与国家实验室形成了有效互补关系，两者可以各自发挥所长开展合作研究。在加州大学系统中，与LBL联系最为密切的是伯克利。天然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得两者密切关联：2016年的数据显示，有超过200名LBL的研究人员在伯克利兼任教授，500多名伯克利的学生在LBL开展研究，LBL有力地提升了伯克利的研究水平，甚至有人称是LBL成就了今天的伯克利。这种说法虽看似夸张，但我个人觉得并非全无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LBL看似由加州大学代管具有“想当然”的合理性——历史上，实验室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欧内斯特·劳伦斯为伯克利教授，且地理上两个机构又如此接近——然而在制度设计上，却存在着竞争淘汰机制：美国能源部每5年对加州大学进行一次考核，评估LBL的管理水平和产出质量。准确地说，加州大学之所以能代为管理LBL，不仅是历史或地理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行之有效的管理。而一些国家实验室则在过去发生过“不幸”易主的局面，比如：xx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不再由加州大学管理，改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公司主管；同年，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方也由芝加哥大学变更为芝大阿贡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淘汰机制打破了第三方机构永久持有“金饭碗”的幻想，有利于提升国家实验室的管理绩效。 　　科学家为什么不去“申请项目” 　　LBL规模有多大？它现在有3304名雇员。按照美国能源部的规划，国家实验室应当更注重科学领域的交叉点，而不是各个学科内部；国家实验室的价值，在于它们能从事高校或民间研究机构难以开展的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为此，LBL已经建成了5套大科学装置，同时成立了相应的研究团队，分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