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笔谈).docVIP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笔谈) 　　编者按：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传统观点认为他代表反动势力，落后、奸诈、反对革命、图谋复辟、大盗窃国。但近些年来亦有不少学者根据史料发掘，颠覆了一些传统说法，认为他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作为北洋新政的领军人物，北洋集团的首脑，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重新出山，手握重兵，其政治倾向和举动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和中国政局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逼迫清帝退位、对结束清王朝反动统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维护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发展实业，统一币制，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进步与变革；他的用人唯才思想也独树一帜。但袁世凯复辟帝制又导致辛亥革命走向失败。值此中国结束封建帝制、迈向民主共和之路已百年之际，本刊诚邀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和从事袁世凯与北洋社会研究的几位专家，就袁世凯在近代中国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希望国内外专家学者就此问题继续深入研究。 　　关键词：袁世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K257/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3—0124—14 　　唯物史观视野下袁世凯的人才方略 赵书刚 　　清末民初，袁世凯权倾内外，呼风唤雨。有些研究者往往把这种“袁世凯现象”，归结为“权谋”、“狡诈”的结果。其实，对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仅从变动着的“思想”、“观念”中去寻找，就会陷入研究的怪圈。因此，我们不能不认真而严肃地用唯物史观研究袁世凯的人才方略，不能不“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 　　一、立国之本，要在得人 　　甲午战争中，清朝败于一向被视为弹丸之地的小国日本，被逼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还带来割地狂潮，加深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危机，使得朝野上下感到震惊。清朝为何遭到如此凌辱呢？袁世凯归咎于人才问题。他说：“夫当世无深明大义之人，故人才今不如古；当世无博达时务之人，故人才又中不如外。”因此，他认为：“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他的这种分析，切合中外历史事实，结论也是精当的。 　　在袁世凯看来，人才是抵御外侮的栋梁。他认为：“方今列强环伺，国用日艰，外交内治之纷乘，世道人心之浮靡，非广罗人才，使之同心戮力，不足以持危局而致富强。”1903年4月9日，他上奏朝廷道：“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譬犹饥渴之需食饮，水陆之资舟车，不可须臾离者也。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大难迭乘，外侮日逼，振兴奋发，正在此时。然而诸务未遑，求才为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如反掌。”他形象地把人才视为饥饿中需求食粮，远行需要船舶和车辆代步。只有启用人才，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 　　如何摆脱近代中国强邻环列、虎视狼吞的危险境地，挽救大厦将倾的危急形势？这是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袁世凯给出的答案是：“当今时局，以讲求武备为先；整顿戎行，以遴选将才为急。”他身体力行在天津小站用洋枪洋炮和新式方法编练新军6镇，成为全国效法的榜样。 　　人才是立国兴邦之本。袁世凯提出：“治国之要，人才为先。方今万国交通，列强环伺，庶政纷乘而待理，事机蕃变而日新，非有通晓中外情形，明达事务之人才，不足以济艰难而备缓急。”“立国之本，要在得人，而得人之难，今昔同慨。”从国家强弱的高度来认识人才的重要性，表现出非同一般官员的胆识。他认为：“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之秋，为改弦更张之计，因革损益，各有所宜。……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施，因时制宜，兴利剔蔽，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尽管百废待兴、积重难返，只要抓住根本“广植众材”，就能够使国家地位改观。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重申“立国之本，首重用人”。1914年9月17日颁布大总统令，再次表示“本求贤若渴之素怀，延揽英才，共匡大局”的愿望。他非常讨厌那种空谈洋务，不着边际，不干实事的人。可见，重视人才是他一贯的思想。 　　人才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近代中国挨打的根本内因，在于落后，其出路在于依靠人才，走向富强。“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于反掌。”因此，袁世凯认为“诸务未遑，求才为亟”。可见，他把人才问题，看得十分紧迫。 　　他经过详尽的考察，得出结论：“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兴衰，原于学校。纵观世界，袁世凯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富强的国家，必然是学校众，人才多。也就是说，人才优势是其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