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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醉驾犯罪化多维限制 　　【内容摘要】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论情节轻重，一律以犯罪论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醉酒驾驶的情形千差万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宜一律入罪。醉驾犯罪化不仅要受到刑法补充性的限制，也要受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限制，最后还要受到刑法典第13条“但书”规定的限制。 　　【关键词】醉酒驾驶　犯罪化　多维限制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55—06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由此可见，危险驾驶罪包括两种行为类型：一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中，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必须情节恶劣，才构成危险驾驶罪；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则没有情节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只要是醉酒驾驶，不论情节轻重，一律入刑。但是，我们认为，醉酒驾驶不宜一律入刑，它要受到刑法的补充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刑法典第13条“但书”规定等多层面的限制。 　　一、刑法理论层面的限制 　　醉驾不宜一律入刑，体现了刑法补充性的特点。刑法以刑罚作为制裁手段，而刑罚具有无可否认的严厉性，这就决定了刑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后法”的特点，此即刑法的补充性。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指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在意大利，刑法的补充性则被称为刑法的必要性或刑法的不得已性，其基本含义是：只有在其他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制裁措施或其他法律的制裁措施不能有效地保证该法律实施的情况下，刑法规范才有存在的意义。简言之，即“无必要即无犯罪和刑罚”。意大利刑法学界认为，刑法必要性原则包含以下从属性原则：其一，刑法保护利益的价值性与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必须相对称原则。这就意味着刑事制裁的运用必须严格限制在直接或间接地维护最基本的人权的范围内，而不能将刑法无限制地用来作为保证个人忠诚于现实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也就是说刑法只能用来维护社会最根本的利益，防治社会最不能容忍的严重侵害，否则刑法的运用就必然会造成公民权利无谓的牺牲，并产生消极效应。其二，刑法作用的辅助性原则。该原则意味着在维护法律所保护的价值方面，刑事制裁只能作为迫不得已的极端手段，在各种刑法措施中，剥夺自由的刑罚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不在不用刑事措施就不足以有效地处罚和预防某种行为时，就不允许对该行为规定刑事制裁。总之，根据刑法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刑法只能以最重要的社会利益作为自己的保护对象，国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规定并运用刑法。 　　目前，国内外刑法学界越来越强调，只有在其他法律制裁措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制定刑法规范，应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一项最基本的刑法原则。并且认为，只有坚持刑法的补充性原则，才可能防止国家刑事立法权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不受国家专横的干涉。刑法补充性原则也得到了我国刑法界的认可。张明楷教授指出：“在我国，虽然理论上几乎没有使用‘刑法的补充性’这一概念，但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刑事立法以及刑法理论都肯定了刑法的补充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基本精神在于分清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惩办少数，改造、教育多数。这其中就包含了刑法的补充性思想。此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还包含对介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当非罪处理的思想。我国刑法只将严重的危害行为规定为犯罪，类似于西方国家刑法中的轻犯罪、违警罪的行为，在我国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甚至只是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这也肯定了刑法的补充性。总之，刑法的补充性是刑法的法律性质的当然结论。”刑法的补充性决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地位。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如果把其他法律部门比作“第一道防线”，刑法是“第二道防线”。只有当一般部门法对某种违法行为的处理不足以抑止该违法行为、不足以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立法者才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教授说得好：“刑罚该是国家为达其保护法益与维护法秩序的任务时的‘最后手段’，能够不使用刑罚，而以其他手段亦能达到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和个人法益之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的手段。”四因此，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在排除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其他手段予以调控的可能性之后，才能将其规定为犯罪。对此，陈兴良教授指出：“刑法与其他制裁法，例如侵权行为法、行政处罚法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