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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宋代“内降”颁出种类及原因 　　摘 要：宋代内降不经审核直接付外执行，缺乏应有的制约监督力度。根据内降颁出的途径，可以分为出自君王本人意愿的内降、他人交结请托而颁出的内降和他人假借伪造的内降。通过分析内降颁出的种类和原因，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宋代 内降 种类 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15-19 　　宋代内降是指皇帝（包括垂帘太后）违背封建政府正常颁诏程序，绕过二府（北宋前期）或三省和枢密院（元丰改制后），直接由内宫下达给有关部门的行政命令，也可称为“内批”、“中旨”、“御笔”、“墨敕”等。宋代内降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行政任免、台谏封驳、司法判案、宠信封赏等等。它能够将政治制度上的多个相关问题串连在一起，尤其对了解宋代国家权力运行，认识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宋代内降地位之重，影响之大，应予重视。当今学术界，涉及到内降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少，多分散在皇权、相权及士大夫的研究方面。直接以内降为研究主体的专论文章，就笔者目前考察到的范围主要有三篇③，因此尚有系统研究的空间和深入研究的价值。根据内降颁出的原因和途径，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三类。 　　一、出自君王本人意愿的内降 　　《尚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传言惟君得专威福，为美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1］卷一二宋代君王受其思想的影响，为防止威福下移于臣下，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侵吞有司的权力。宋徽宗的一段话则更加明确地表达出帝王专断权威的心境：“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2］卷二○○可见，宋徽宗已将凡事御笔专断作为君王特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力。此外，一些臣僚过分强调尊君道，“人君必操独断之权，使威福一出于己，臣下不得而与之，然后人君之道尊”［3］卷一，无形中助长了君主的独??思想。甚至一些奸佞小人为了给自己寻求方便，也诱使君主独断专行：“万事只由中书，官家岂得自由行一事？”［4］卷二○六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虽然宰辅集团和台谏、封驳系统有权对皇帝实行全面的监督，但监督制约的实际运行效果是以皇帝自觉接受的程度为转移的。当皇帝个人的意志试图凌驾于其上，不受制约时，直批内降便成为逃避监察，专断恩威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在哪些情况下多使用内降也有着具体的原因。 　　（一）坚持己见。宋朝一些欲有所作为的君王，当个人见解与宰执不合，而又执意施行时，他们会通过直批内降来减少阻力。例如宋神宗为支持变法，好于禁中出御笔，司马光严厉批评道：“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非公卿所荐举，牧伯所纠劾，或非次迁官，或无故废罢，外人疑骇，不知所从。此岂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谓聪明刚断、威福在己者邪？”［5］卷八；宋哲宗时，“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御史中丞刘挚一针见血道：“臣诚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给事中书读，此何意也？将惮其封驳耶？厌其封驳耶？”［6］卷三七一宋孝宗锐意进取，力主北伐，于是不顾宰执意见，借助内降发动战争，“省中忽得［邵］宏渊出兵状，始知不由三省，径檄诸将”。史浩愤然地对陈康伯说：“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与闻，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7］卷三九六 　　（二）遥控指挥。宋朝有些君主直批内降，并委托近幸执行，从而实现遥控指挥。宋仁宗时，多次出内降委派台官审查张怀恩、李仲昌等修河之事。“奈何一旦事从中出，差一台官以讯劾之，遣四内臣以监视之，才及数日之内，三出内降文字，张皇大狱，中外惊骇”，“所可惜者，国体之重不询于公卿大臣，政事之权乃付之宦官、女子。……斜封墨敕之弊，不足罪于昔时；告密罗织之风，复基祸于今日矣。”［8］卷二三宋神宗、徽宗时也多将手诏、御笔直付宦官，让其代替自己便宜行事。方腊起义时，徽宗派遣童贯督军平定。临行时，“帝全付以东南一事，谓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笔行之。’”［9］卷四七○宋代君主通过内降赋予近幸权力，实际上也是君主本人逃避监察，直接行使权力的一种途径。 　　（三）好恶予夺。受个人好恶喜怒的影响，君主在行事的过程中也会打上径行专断的烙印。宋孝宗时，曾觌将熊克的文章进呈给孝宗。“孝宗喜之，内出御笔，除直学士院”。宰相赵雄认为“翰院清选，熊克小臣，不由论荐而得，无以服众论”，请求朝廷召试后再用。［10］卷四四五同样，宋代君王也会用内降罢免不受自己欢迎的官员。宋理宗时，“止缘积怒于徐霖，遂有指挥之乘快”。对此，牟子才强烈要求“毋以独运崇一己之威”，“毋以御笔快斥逐之私”。［11］卷一五二 　　（四）笼络私人。宋代君王除了因个人决断而颁出内降外，有时源于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