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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改革逻辑何以可能 　　摘要 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不断变化，在社会文明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也引发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要正视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精神状况的变化，紧紧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并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标示的核心价值的要求，按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力求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制度突破。 　　关键词 结构性变化 改革逻辑 风险社会 价值论述 制度改进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阶段社会现实状况的正确认知与解读，是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我们所关心的是在“人的自主性”增强、社会现实出现“复杂的多样性”、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社会发展的未来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社会公众的观点或意见纷呈而“共识”在不断流失的状况下，我们能否重构与人类文明发展目的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并使社会主义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选择。 　　不可否认，与信息技术革命把整个人类文明带入“风险社会”相一致，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也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正确认识阻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并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改革阻力，使现实的不确定性中内含着一个确定性的未来，是我们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不确定性、风险社会及其理论梳理 　　文明进程与发展经验表明：“不确定性”与现代化结伴而行，是人类社会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求中的一种“常态化趋势”，是当前文明发展“现实状况”在人头脑中的正常反应。惟其如此，“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才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在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它的总的特点是对“现实的合理性”的一种思考、质疑和评判，并企图“确定”从“当前状况”中将要“演变”出什么，从而能对文明的未来或“合理的现实性”作出一个“确定性”的回答。 　　当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确定性”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危机”的一个正常反应或总概括。除了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并成为“实践样本”以外，后现代主义者们基本是“破坏”多于“建设”，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来临无能为力，几乎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目前也遇到了大麻烦，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而陷入窘境，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认识，对文明未来的悲观主义预测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人类急需要知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其实，早在1986年，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首次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但由于新自由主义在欧美社会风头正健，影响不深。直到1992年该书在英国出版，才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随着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的上台，为风险社会理论的流行奠定了政治和现实基础，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的、英国“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吉登斯甚至被称为英国工党政府的精神领袖，是英国工党政府社会改革的“思想库”，他基于“制度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所提出的“超越左与右”、“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理论，成为英国工党政府的改革纲领。 　　笔者认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并企图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演变的张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或未来的“确定性”，贝克称之为“虚拟的现实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或内在品性。贝克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①吉登斯认为，人类社会“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了一种新的风险景象”。② 　　其实，早在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资本主义世界30多年的所谓“黄金发展期”，“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弊病，就引起了当时的“先锋思想家”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时间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随后的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引发了一大批思想家对人及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入思考，人们一改启蒙时代以来对文明发展进步的乐观情绪，“文明发展的风险”乃至毁灭成为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启蒙以来作为思想基础的本质主义、历史主义、表象主义、目的论的“乌托邦”等思想原则遭到了根本的怀疑。人们逐步相信，社会的现代化与合理化所导致的不是自由的实现，而是自由的丧失，是价值与意义的丧失，是对民主化的恐惧。用德国哲学家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