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民国时期中英关系.docVIP

蒋介石与民国时期中英关系 　　蒋介石虽然被视为民国时期的“英美派领袖”，然而，蒋介石与美国关系密切是真，与英国关系密切却说不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英国成为他推行“改订新约”外交的主要交涉对象和障碍，但英国在对待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上的绥靖态度，使蒋英关系时好时坏，难以取得进展，即便在太平洋战争中英结盟期间，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仍使蒋介石愤愤不平，双方冲突不断，终其一生蒋都没有改变对英国之帝国主义本性的恶感。 　　南京政府初期的对英关系 　　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地位使他在广州、武汉政府期间并不参与外交事务，但他对于中国国民党“一大” 制定的外交原则和“单独对英”的策略方针，是赞同并执行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介入和主持外交方针的制定。由于英国在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改订新约”之交涉首先与英国进行，但却时时不能取得进展。英方主张单独解决南京事件，承认南京新政府，中方则坚持修约必须与解决南京事件同时进行，双方陷入僵局。美国后来居上，很快达成协议。随后，《中英关税条约》的签署也落在美国之后，由于英国的顽固坚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权也依然操之于英人之手，使蒋介石对于英国的恶感有增无减。 　　中外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交涉，更由于英国带头抵抗而障碍重重。英国坚持逐步废除，主张首先放弃民事案件的领事裁判权，但主要商埠不在内，五年后再放弃对刑事案件的领事裁判权，这些意见不能为蒋介石所接受，谈判毫无进展。蒋英关系若即若离，难以取得进展。 　　反对英国“对日绥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决定搁置“改订新约”运动，实行“亲英美路线”，积极争取英国等对华援助。英国却实行矛盾的远东政策，一方面，反对日本独占中国，同情与支持中国的抗日，也给予中国若干有限的政治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对日实行绥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怂恿日本的侵华行为。蒋介石实行对日不抵抗，依赖国联主持公道的外交政策，但英国控制的国联却是每通过一个决议案，就致使日本侵华更进一步。国联和英国的无所作为，使蒋介石大失所望。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进一步加剧，蒋介石谋求建立国际反日战线的想法愈益明确，英国是其争取的重要目标。1933年4月，宋子文奉蒋之命开始欧美之行，与英国政要财界进行广泛接触，希望英国朝野理解和支持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援助中国的经济复兴，他还特别提议英国对华提供8000万英镑信贷，向英国大批订货，同时，建立国际咨询委员会，取代名存实亡的新四国银行团，为中国振兴筹集一亿中国元等。虽未取得英国任何实际援助，但对当时的中英关系还是起了积极的影响。1935年，英国政府支持中国实行币制改革，以《国王敕令》形式，命令所有在华英国银行、团体、人员停止现银支付，接受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命令，对中国币制改革取得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使中国法币与英镑发生了一定的连锁关系。中英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 　　抗议“远东慕尼黑阴谋”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执行“南联英美，北结苏联”的外交总方针，对英外交力度大大提升。英国却仍未脱离其远东政策的旧路，为了防备德国的侵略和德日的两边夹击，英国将其主要力量集中于欧洲，在远东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甚至不惜玩弄“远东慕尼黑阴谋”，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与日本的和平。蒋介石一方面尽可能积极争取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取得了若干成效；另一方面不断抗议英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揭露其帝国主义的利己本质，制止其与日本妥协。 　　1938年5月，英日签署《中国海关协定》，使海关成为日方的收钱代理人，蒋介石抗议此行径“使中国一面拿血肉去膏敌人的弹火，一面更悲剧的以自己的海关收入供敌人置办弹火之需”，中国官方声明决不受此协定之约束，保留中国在海关问题上的充分权利和自由。 　　1939年7月，英日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军封锁天津英租界的合法性。蒋介石亲自撰文，抨击英国的让步，“无异以血肉喂虎”，“即使英国以百年来在华所有整个之权益，悉数相让与日本，日本军阀亦断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动”，强烈声明“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等。 　　1940年7月，英日签署《关于封闭滇缅公路协定》，切断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通道。蒋介石致电丘吉尔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英国此举“必将危及贵国自身”，“唯有中国战胜并保持其独立，英国远东利益方能保存”，劝告英国“为贵我两方利益计，从速恢复缅甸运输路线”等。英国实施对日绥靖政策的结果，终使英日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中英盟友间的争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结为同盟国家，成为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中国军队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开创了中国军队扬名异域的新纪录。英国政府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另以租借形式拨给中国军火与军用设备，鼓舞了中国军民的胜利信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