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必沖不重視民俗文化民族是沒有文化特色名族.docVIP

許必沖不重視民俗文化民族是沒有文化特色名族 　　一年一度的“洋节”——圣诞节又要到了。许多商家，许多人又开始乐此不疲。许多人、尤其是小青年，把过洋节当作所谓有社会阅历、有个性的标志。看来圣诞之风在中国越刮越猛，且大有凌驾于春节之上之势。作为享有公民权的鄙人对此无可非议。然而觉得当人们在过洋节、热衷于洋节时，千万别冷落乃至鄙视具有中华民族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节日，更不能让西方文化来取而代之。 　　“圣诞节”，是基督教徒的宗教节日，即信奉《圣经》的人过的节日，只是因为它的信众多而且相对集中，便成为了一个国家（地区）性的节日。 　　其实，中国不但早就有“圣诞”，而且要比西方早得多。当然，中国古代的“圣诞节”与今日的所谓“圣诞节”，其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它是给“当今圣人”——皇帝庆贺生日的。大诗人李白的诗文集《李太白集》中，有《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序》一文，此文开头几句就是：“太虚既张，惟天之长。所以白帝真人，当高秋八月五日，降西方之金精，采天长为名，将传之无穷，纪圣诞之节也。”“圣诞之节”是臣民的俗称，在唐代，它还有官方正式认可的“节名”。 　　唐玄宗时，对这个节日名称曾经有过两次改变：一次是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八月初五，玄宗为自己40岁生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诏令天下诸州在此日宴乐，休假三日。“开元之治”是唐朝进入经济迅速发展的全盛时期，就连杜甫都赞叹不已：“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于是，唐玄宗便晕晕然了。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他连出几个“昏招”：宦官高力士被加封骠骑大将军，安禄山被赐铁券（俗称“免死金牌”），杨贵妃的三个姐姐被封为“国夫人”，贵妃的堂兄杨钊（后来被赐名“国忠”）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全国财政收支）。对于自己，这位风流皇帝当然也不能亏待，大约是觉得“千秋”还是有点嫌短吧，于是，“采‘天长’为名”，正式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实际上就是自己祝自己“万岁万岁万万岁”。唐玄宗利用“圣诞”与民同乐无可厚非，然而他演绎“圣诞”节名的作法，或许让别人对他有一种从“明君”而向“昏君”滑落的诟。 　　以史为鉴，为皇帝庆“圣诞”固然不足取，但是人们一窝蜂地去为一个“洋圣诞”而疯狂也不能说是理性的。因为，不论从哪方面说，耶稣与中国本源的“圣”的含义都相去甚远。笔者以为，在中西文化的区分上，内地的咬文嚼字水平甚至不如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将12月25日称为“耶诞节”，即“耶稣诞生日”的意思，也并非法定节日。 　　而且，耶稣究竟是在哪一天出生的，现在也还是没有统一的说法，即使认定耶稣为“圣”，确切的“圣诞之日”也还是没有确定——12月25日只不过是个象征性的日子。而且，作为宗教节日，它与道教信徒对于传说中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诞辰的纪念、佛教信徒对于释迦牟尼诞辰的纪念及佛教四大名山对于四位菩萨诞辰的纪念没有什么不同。 　　但在实际上，至少国内多数人的“圣诞”热与宗教没有什么太多关联，只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年一度的娱乐大餐、疯狂消费而已。记得电影《开国大典》中有这么一个镜头：1948年的圣诞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蒋介石府邸，与蒋氏家人共度节日。这两位基督徒在谈到1949年的中国前途时非常沮丧，司徒雷登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明天，就是共产党人的圣诞节了”。连这位洋人都知道，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的诞辰，是个值得国人纪念的日子。遗憾的是国人尚未尊崇，而是盲目地崇洋媚外，一知半解地过着“洋节”。 　　随着国门之大开，随着国际之间交往的频繁，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与对撞是不可阻止的，外来文化连同其所承载的价值观进入我们的社会也是个客观事实。面对这一事实，我们用不着害怕。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是自重自爱，主动地、有效地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还是消极地、被动地接受“西化”和“分化”？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我们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所作的正面工作确实有些欠缺。就拿民俗文化这一块来说，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等，究竟是重视了还是淡化了？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每隔一段时间总需要放松一下。现在虽然有了“五一”、“十一”这两个“黄金周”，可对民族传统节日却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和重视。“文革”时期，曾片面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前些年开始，不少地方又禁放烟花爆竹，硬是把个吉祥、喜庆的气氛搞得一点都没有了，哪里还像过年！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应该说名符其实的，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情人节”，！可牛郎织女的后人们就是不买帐，偏要去过洋人的情人节，你看怪也不怪。 　　我们常说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从何而来呢？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