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派文学创作中女权启蒙与权利彰显.docVIP

论海派文学创作中女权启蒙与权利彰显 　　摘 要：“五四”运动以后，海派文学的作家们受到西方女权思潮的影响，对女权的内涵作了深刻的诠释，其作品也倾注了对女权主义的深描。施蛰存作为海派文学中期的代表，综观其论著，诸多作品中都存在着对女权的关注。首先，在描写对象上实现了由主我到现世的逆转；其次，通过作品呈现两性的吸引，表达女权对男权的依附与摈弃；最后，通过女性自我权利的张扬，实现角色的塑造和转型，从社会历史语境的深穴中发掘出“有血有肉”的女权生长生态。 　　关键词：海派文学；施蛰存；女权启蒙；权利彰显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社会风气之先，更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遗毒的聚集地。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文学的形成都有影响。施蛰存（1905-2003）（以下简称“施老”）是出色的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古典文学理论家，享有“中国现代派文学的鼻祖”美誉，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典范。其作品陈述对象主要围绕以上海为主要生活场景反映大城市的病态生活，并对上海小城镇的平民生活作了深描。施老作品下的人物脉络多是植根于都市底层，在文学作品中不仅对舞女、小贩等诸多小人物寄予了深切同情，而且也以酣畅淋漓的语言来抒写他们受生活挤压的惨苦境遇。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非常厌倦终日陪伴男人们寻欢作乐的舞女生涯，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身上。在作品《蝴蝶夫人》中，主人翁蝴蝶夫人作为一个性别符号，其在婚前被奉为爱神，婚后则被视为唯美蝴蝶，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到女性主体地位。随全文情节的发展，一个美丽面孔的女神形象逐渐鲜活起来，最终成了解自己精神需求的女人。施老小说中所敞现出来的女权思想清晰地表明了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矛盾、冲撞的双重性。施老作品对女权启蒙的研究涉及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第三世界研究乃至政治学研究等学科。 　　一、描写对象由主我到现世的逆转：女权对男权的依附与摈弃 　　施老小说中的表达对象无论是第一人称“我”，还是文本背后的别人，无一例外的都是男性，这很大程度上将其笔下性爱叙事中的女性成为男性觊觎的对象。《蝴蝶夫人》收录了施老不少经典短篇《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薄暮的舞女》等等。施老早期的这部分小说对男女情爱和两性关系的关注带有诗意的唯美情调，常常流露出传统的文化心理。《将军的头》在单纯表现情欲的基础上糅合了情欲和种族的双重推力。《鸠摩罗什》则体现了欲和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石秀之恋》有极其浓烈的弗氏学说味道，石秀的行为演变成情欲和伦理道德之间的斗争，斗争的极限导致变态的嗜血行为，这便是性变态，性虐待。清纯干净，纠结暧昧，赤裸变态……世间情欲大概如此。虽然女性也偶尔会偷窥男性，但这种文本外的男性叙事视角和文本中的男性主人公一道成了把女性作为性对象和性目的双重博弈，男女主人公结为夫妻后，双方矛盾逐渐凸显。对施老来说，西化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代表了“新”和“时髦”，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代表了一种走在时代尖端、更为“现代”的生活。他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江南广泽无限的多情与暧昧来编织这道无形的世间情欲网。他细致的笔调娓娓道来，如施老的小说里看到的当代生活，贪享不劳而获的都会女人，垂入中年而意欲飞蛾扑火的蠢蠢欲望，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令人绝望的黯然前程。可以说，男人和女人都是具体生活的实践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虚构。为了使每个事件的线索捋顺，都必须从一项计划中勾勒出，就必须将神秘的东西、神话、虚构的东西统统地抛弃。[1]波伏娃曾说，宗教、诗歌等（完美的）形式中阐述的从来不是来自女人本身。女人实际上接受了这些神话故事中体现的男人的梦想，因为男人使这些神话合法化了。[2]在男性的视界中，女性时常做为被欲望化和色情化了的尤物。弗洛伊德把那些放散着性吸引力的人物称做性对象，而把性冲动所竭力达到的目标叫做性目的。如《蝴蝶夫人》中耐不住寂寞的李太太，老太太总是掘起了嘴: “九点一刻，我要回来睡觉了，她耸耸肩膀走了。”[3]联系前后文，可以发现，老太太并不是不想要丈夫陪伴，她撅起的嘴和延后回家的时间都是主体对寂寞的表露。而施老正是通过束缚无主体存在感的蝴蝶，来完成对自己主客体合一的完整男人的形塑。石秀杀嫂的故事（《石秀之恋》）虽然经过了施老的精心改写，但是潘巧云在小说中仍然扮演着一个喜欢勾引男人的淫妇角色。虽说女主人公年纪尚小，但留灯与少年的故事不是和陈淑珍留粥与沈复如出一辙吗？这其中，看不到半点欲望的影子，这些感情都是极干净的，都是柏拉图式的。《花梦》、《梅雨之夕》和《闵行秋日记事》这几篇大多是在描摹男子的猎艳心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丈夫的视野仍然停留在作为研究对象的蝴蝶上。在人类文化史上，蝴蝶和蛇更多的时候是女性变形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