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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之间做一个保守革命者 　　传统文化中关于语文教学的经验总结，既有规律探讨上的指导价值，又有方法改革上的启示意义。现在分述如下。 　　一、阅读教学中“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韩愈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答刘正夫书》） 　　在这里，韩愈认为，在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感情这一点上，我们要研究的并不是只有这样写才好这孤立的一点，而是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这相互联系的一点。 　　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我们语文教学在处理“语言”与“思想”二者关系上的运行规律：先研究这样的语言文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再研究这样的思想感情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言文字、而不用那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同时，经过“语言——思想——语言”的教学过程，最终使学生获得第三阶段的、渗透着课文作者的思想感情的、体现着课文作者的个性特征的语言文字，积蓄在学生的语言仓库中，以为不时之需。 　　当然，教师这样做，先要有模拟课文作者用词造句过程、再现课文作者语言功力、进而化为教学步骤的过程，再来实施教学。例如，贾祖璋在《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中，在回答“福州——成都一线是我国荔枝生长的北限，现在科学发达，北限北移有否可能”时，这样说：“将来也许不是完全不可能”。——在这里，我们不能读过算数，而是要研究作者是怎样对可能性作步步限制，以及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限制的：既承认“可能”，又对“可能”的可能性作了两度限制——“不是不可能”和“不是完全不可能”；既承认这种极小的可能性，又进一步对它加上模糊的色彩“也许”，而且对它在时间上推向遥远的“将来”。作者认为只有这样表达才是科学而缜密的。 　　但是，这种“语言——思想——语言”的教学规律在特殊课文中又可以作超过常规的分析与处理。 　　一是辩证引申。于是之《幼学纪事》一文回忆自己在旧社会艰??的求学生活，念念不忘良师益友的帮助，甚至说他之所以成才，是“全靠”幸运地遇到了他们。——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成长，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作者为了感谢师友，在文章中只写后者的作用，是完全可以、十分应该的。但是，作者可以而且应该说的，我们读者却不一定可以、甚至完全不应该说。相反，我们要从文章所记述的邻居老郝叔的启发、教师卫天霖的教诲、辅仁大学同学给予的旁听的帮助、法语夜校的关爱中“读”出作者成长的内因——好学、深思、惜时、坚忍——来完成教学的全过程。这样，不但总结出文章的主题，而且使我们的思维由作者成才的外因纳入探讨他成才的内因的轨道上来，进而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这样的语言文字既在主观上表达了外因又在客观上启发了内因，这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文字而不用那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好处。 　　二是文体沟通。这将在下文详加说明。 　　上述二例已能说明：语文教学当以培养语感能力——对语言文字的准确而灵敏的感悟能力为首要任务。而语感又当以“有疑”为首要关键。 　　朱熹说：“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朱子语类大全》卷十） 　　朱熹说：“读书始读未知是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宋元学案》卷四十八） 　　然而，所谓无中生疑，不是可以乱疑一气，降格求得的。没有一个设疑、析疑、解疑的教学过程，没有一个从积累词语义项、明确词句指向、排除错误干扰、辨析句子意义、概括段落大意直到贯通篇章结构的语感训练过程，好的疑问、好的语感是不可能从无到有的。 　　先以辨析句意为例。 　　毛泽东《序言》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①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②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③替我们④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其中“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到底是哪个“样”呢？我们必须加以辨析与充实，但是，我们不应借助于外来材料，而要依靠设疑与培养语感即依靠句子结构上的调度来解决问题：先把“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放在①处，表明它们既没有为它们本国人，也没有为我们预备材料；再把它放在②处，表明它们并没有为我们预备材料，至于有没有为它们本国人预备材料，没有表述；如果放在③处，它们反而为我们预备材料了。——所有这三点显然都是错误的，所以要分化出去。只有放在④处，才符合它们是为它们本国人预备了材料的这个原意。这是因为它们是成熟的，不像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幼稚的。由此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更要重视调查研究，积累第一手材料。——显然，应该把④句类化进来。这就是对这句话疑而后悟的全过程。 　　再以概括段意为例。 　　阅读下文，选择正确的答案： 　　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奁，发奁而视，其